高福生

　　北京的谢女士近日从儿子那里知道了一个高考新名词——“裸考”。他儿子班上近50人，今年竟有20多人能够在高考中加20分。“我们这些被剩下的，只有‘裸考’了！”原来，所谓的“裸考”者，就是什么加分都没有、仅凭考试成绩的人！ (6月2日《中国青年报》)

　　毫无疑问，在今年报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950万名考生中，“裸考”的考生肯定会是大多数。在一分就可能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录取中，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比别人多出哪怕10分，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考生、众多家长和公众舆论对高考录取加分照顾政策十分关注。

　　据教育部学生司介绍，按照国家规定，能够在高考成绩获得加分的学生，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自然属性的，如少数民族、归侨、革命烈士的子女，这一类学生大约占考生总数的7%；另一类则是后天表现特别优秀的，像三好学生、国家二级运动员、在各项“奥赛”、小发明等竞赛活动中获奖的学生。除此之外，各省市及高校还有自己的加分“土政策”。

　　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于自然属性一类的考生加分，考生及家长一般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对那些所谓“后天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在高考这样一个激烈的竞争中予以加分，其合理性何在？20分的加分又是依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如果加分政策照顾了不该照顾的考生，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考试的公正性、公平性又从何谈起？

　　家长们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高考加分不仅门类繁多，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三好学生、文体特长生、少数民族考生可以享受加分优惠外，在不少地方，见义勇为、城镇退役士兵、农村独生子女等名目也纳入了加分行列。更有甚者。有的仅因为是电影名人或体育明星，竟可一路绿灯、免试入学。这种不太严密的制度设计，让“假少数民族”、“假运动健将”、“假三好学生”有了滋生繁衍的空间和土壤。

　　不可否认，高考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出于软化过于僵硬的“唯分数论”弊端，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招生公平。这种利好政策之所以腐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加分制度本身的缺陷，即对“程序公正”的忽视，其操作过程往往是封闭的、不公开和不受监督的。比如，按加分政策，考生拥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就可享受加分优惠，而这一证书的发放权又在地方体育局，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体育部门不在利益驱动下滥发证书？

　　由此可见，“裸考”虽是新名词，但放大的却是老问题。在当前国情下，只有让高考加分政策退出历史舞台，才能从源头上封堵这条“腐败通道”，才能彰显神圣“国考”的公平性，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