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故意在高考中违规，写下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渴望得零分，以引起重视。她敏感、自尊、悲观，却富有个性和思想，对差生充满感情，19岁的蒋多多——用高考"上书"

　　本报记者 李斌

　　7月6日下午，一位老人光着膀子蹲在家门口，满脸迷惑地望着五位干部模样的人走

进十几米外的小院子。老人家不明白，这些天怎么了？“光上午就来过四辆出租车”。

　　用红砖砌成的小院里，有三间简陋的小平房，一条大黄狗蜷缩在废弃的水缸里，偶尔吠两声。12年前，进城工作的伯父把这个院子借给蒋多多一家人住。

　　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蒋多多是河南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罗冢村人，19岁的她刚从南阳八中毕业。一个多月前开始的高考，让坐在教室里也会被同学忽视的她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蒋多多说，“我只希望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

　　高考的第一门是语文。蒋多多用了大约20分钟做完选择题，使的是双色笔。然后翻到试卷的最后一页，倒过来，开始刷刷地写。她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左手紧紧捂着试卷，一口气写了大约2000字，把主观题的空白处都填满了。

　　文章谈的是“高考制度该不该改”，以对话的形式，让几个人参与讨论，在结尾处她写道：“要让民主大众来决策，而不能让一两个当权者决定。”试卷上方留下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她解释说，是“心被无奈的社会现实击碎了，喜欢孤魂野鬼似的自由”。至于作文题是什么，她直到晚上在寝室听同学们议论时才知道。

　　交卷时，蒋多多故意将客观题放在上面，监考老师提醒她：“试卷放反了。”蒋多多的心怦怦乱跳，她担心，监考老师不会收她的卷子。

　　回到寝室，她看到几米外的办公楼里，老师们在整理试卷，好像有卷子被抽出来，又吓了一跳：“我的试卷会不会被……”

　　考数学时，蒋多多感觉“写得最不成功”。试卷还没发，监考老师就两次查验她的证件，让她很不安：“是不是语文考试太出格了，上面注意了？”终场前15分钟的哨子快要吹响时，她的行为暴露，一位监考老师拿起她的试卷对同事说：“这个学生不做题，在上面乱画。”蒋多多看到“满脸嘲笑的表情”。她不知所措。

　　考英语时，蒋多多“写得有点狼狈”。主观题都在第二卷上，她只好做一会儿选择题，趁老师没注意，再写几句观点，写完一行赶紧用第一卷盖起来。

　　“不过，我的试卷很有保存意义”，她微笑着说，“特别是语文卷”。如今，她写在试卷上的一些观点已广为人知：“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学校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写得兴起，平时没有的想法也落在了笔端：“现在的教育完全是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输送的是一个模型的人才。”“社会上之所以有文凭造假的现象，是因为社会提供了机会，用人单位招聘人就看重文凭，这种观念也要转变。”但在平时，她认为自己说得再有道理，也不会有人注意。

　　蒋多多曾经是优生，刚进高二时的成绩在70多名同学中位居第九，之后，沉迷于写作的她成绩直线下滑，进入“差生”行列。“我觉得差生特别可爱，他们活泼，能给人带来欢笑，重人情，会关心人，不像有的优生连

　　还在小学二年级，老师不让成绩差的蒋多多参加期末考试，现在想起来，她还气愤。四年级以后，她成了优生，以前对她爱理不理的老师，主动来找她了。

　　高二时的蒋多多看过一篇报道，讲一位“差生”见到老师就笑，有一天老师对他说：“你成绩那么差，还有脸笑出来。”“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蒋多多侧头盯着记者。

　　“如果不是高考指挥棒在那立着，教师们会以升学率作为评这评那的标准？没有升学率牵引着，教师们会视差生如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他们全都踹出去？”蒋多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狗屁高考害人不浅”，“站着的差生比跪着的优生伟大得多”。

　　在高考前一两周，她决定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起码先让他们承认高考的弊端”。

　　6月23日晚上，班主任让蒋多多第二天去学校一趟。“可能是上面引起重视了，要我去谈谈具体看法。”她想：拖了班主任升学率的后腿，会不会挨骂？父母如果知道了真相，咋办？但第二天，班主任只是要求她在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字。因为在文科综合考试时“用两色笔答试题”，被取消该科成绩。

　　蒋多多突然感到很惶恐，不知以后怎么办，她向班主任说出了全部事实，“就想提点建议”。“你考试不做题，写那些东西干嘛？”老师的态度有点冷。蒋多多又试探着问：“我其他三科也是这样，为何没有惩罚性措施？”“人家只发下来这一科，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这次高考，蒋多多总分114分，其中语文18分、数学30分、英语66分、文综0分。她感到很失望。“如果都是零分，上面一定会查的，我的观点不就可以被看到了吗？”

　　对于高考，蒋多多早就无所谓，但对父母，她很惭愧。6月8日下午，考完最后一科，蒋多多来到校门口，胖乎乎的父亲一脸笑容望着她，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我今年什么大学也考不上。”蒋多多轻声说。父亲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难看，他没有再说话。“他心里一定十分痛苦。”7月7日下午，谈起父亲，蒋多多眼里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滚落。

　　6月9日下午，蒋多多回到了家，脸色很差，父母什么也不敢问。吃完饭，她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害怕看到爸妈的眼光”。12日,蒋多多清点了几件衣服，带着高中省吃俭用攒下来的200元钱，借口填报志愿离开了家。对于自己在考场的行为，父母还蒙在鼓里。她去了山东菏泽，待了半天后，返回郑州，姐姐在这座城市的警校读书，她在那儿住了几天。又回到南阳，在师范学院的女生宿舍楼下、教室里，蒋多多过了两个晚上。

　　6月29日，她感到“特别孤独特别想家”，给当地媒体打了电话。“我想倾诉，也希望记者给我指条路，”但蒋多多“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派记者来采访”。

　　很多人对她表示佩服和赞赏。7月6日晚，她收到了贵州民族学院一位退休教师的特快专递，他称赞蒋多多“是一个思想和心理都十分健康的人，很有主见、很能思考，而且敢做敢为”。

　　也有人批评她天真、幼稚，不现实。央视一位记者把许多网友的意见下载到电脑里带给她看，蒋多多只看批评的意见。“他们的认识太自私，太狭隘，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我很大度，不和他们计较。”她坚持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把她比作堂吉诃德，她不明白“高考制度怎么不能改变？”

　　高三开学没多久，语文老师华锋在课堂上说了高考几句好话，蒋多多便写了篇四五千字的文章《我就不再批评你了》反驳他，“你看看吧。”她面无表情地把文章交给了华锋。

　　华锋当时有点哭笑不得，但他很佩服这个学生的勇气。“这是一种很可贵的行为，太特别了，她喜欢完美和透明。”华锋告诉记者，多多的文章激起了他读高中时久违的一种感觉。但他有点担心多多的高考，试图在评语中提醒她：“人在红尘中想绝然超脱物外，可能吗？”但蒋多多告诉记者：“起码精神上可以，思想是最自由的。”

　　华锋是与蒋多多交流较多的老师，他认为这个女生“和别的学生不一样”，很有个性和主见，对规定的话题作文不感兴趣，经常不按照要求去写那些议论文，而会代之以小说、戏剧，甚至让古人和今人在文中相会。华锋劝过她好几次，她说：“文学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不能被强迫，否则就是无病呻吟，千篇一律。”华锋在评语中肯定多多的作文，“见解深刻，感情真挚”，“文章虽然很偏激，但那也是你的文气”。

　　三年来，蒋多多写了约100万字的作品，都是利用自习课和课余时间完成的。“她很遵守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华锋说，多多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怪女孩，她只是不爱主动说话。“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敢拿自己的前途挑战高考制度。”华锋说，“但多多做了。”

　　在英语老师郭云涛的眼里，多多也没有违纪行为，“一点也不调皮，根本不令老师头痛”，但“基本不抬头听课”。“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很少与外界沟通，看到更多的是事物的阴暗面。”她在文章中说校园“阴森可怕”，说自己的世界“没有光明、温暖和真诚”，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不能彻底地放弃对光明的呼唤”。

　　“她看起来很冷，但打交道后，会发现她对人挺好。”和蒋多多同宿舍的胡杨说她“心胸一点也不狭窄”。一次，胡杨有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她向多多道歉，“她很大度地原谅我了”。平时，宿舍的同学会聊到很晚，连胡杨都难以忍受了，但多多一句话也不说，“躺在床上，很安静”。对于多多在高考中的行为，胡杨啧啧两声：“挺胆大的，有一定道理。”

　　但母亲蒋树梅却觉得多多“很傻”，因为“几百万考生都没人那样做”。6月29日，她才从郑州的亲戚那里得知女儿的行为。蒋树梅原本对多多考大学充满希望，打算贷款送她读书，但她实在弄不清这个“成天不爱说话不爱笑”的女儿在想些什么。“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后要去帮助别人。”多多对母亲说。蒋树梅觉得很可笑，“你都这个样子，还去帮别人？”

　　多多家境困难，全家只能靠种植玉米、芝麻、棉花、麦子等作物为生。这几天，多多又浇灭了母亲想让她复读一年的希望，她对很多记者说：“我想上职业学校，学影视表演，将来自编自导自演。”

　　蒋多多的作品都写在一堆十六开的作业本和试卷上，字迹密密麻麻，摞在一起有20多厘米高。她在初三用过的试卷背面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武侠小说，在一行一行的英语句子的间隙里写满文字。

　　前两天，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两次给多多打来电话，想看看她的文稿。多多感到不舒服：“他想利用这段风波来炒作。”她看不起那些利用炒作出名的人。“为了避嫌，我不能出书。”多多说：“我不能掉入某些人的圈套，他们肯定以为我是为了出书才搞出这场风波的。”但在慎重考虑后，她还是给编辑寄去了一部大约五万字的手稿，名为《睡美人复仇计》。

　　7月7日下午5点左右，卧龙区妇联一行干部来看多多，带来了两件短袖衫和400元钱。干部们起身离开时，多多三次追上去退钱。汽车刚刚发动，她“啊”地哭出声来，将手上的笔和纸狠狠地朝地上摔去，抹着泪大喊：“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钱！”妈妈蒋树梅赶紧给一位干部打电话，要他们折回来，然后拿着衣服和钱追了出去。此后40多分钟，蒋多多一直在抽泣，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