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关联知识、危险意识、性行为及态度”研究课题调查显示，平均13.1%的大学生已发生过性行为，其中男生17.6%，女生8.6%。他们开始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9.51岁，体育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最高，且存在少量商业性行为。(8月15日《东方早报》)

　　暑假，广州各高校对于学生宿舍的管理有所放松，一些大学生乘机带男女朋友回宿舍

过夜，甚至在宿舍发生性行为。(8月15日《新快报》)

　　笔者不怀疑以上两则报道的真实性，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状是，妖魔化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些媒体乐此不疲的“料”。在某一部分怀有“猎奇”心理的读者眼里，以上两则新闻向他们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当代大学是一个“性放纵”的群体。一些人善于和肆意的夸大事实和暴露事实的细节，热衷于给大学生“集体毁容”。“同一句话换个说法就能吓人一跳”，某些媒体报道的初衷，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布拉德-皮特《七宗罪》的影响，在妖魔化大学生、给大学生“集体毁容”的过程中，“×宗罪”是经常用到的字眼。比如流传最广的“当代大学生九宗罪”就是：生活腐化、堕落傍款、玩物丧志、寄生依赖、理性的侏儒、政治的冷漠与投机、学术精神的失落、道德素质低下、生理与心理缺憾。

　　这样的报道，已经从某些街头地摊小报制造的吸引读者眼球的噱头，演化为媒体群体对大学生“群起而攻之”的大趋向。一方面，现今大学生群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报道中类似的现象和事实；另一方面，媒体之所以愿意制造噱头，是因为这样的新闻有卖点，有庞大的猎奇读者群体。

　　语言是时代的反映。把这句话扩大，大学生的言行举止，也是这个时代的反映；延伸的理解就是，妖魔化大学生，就是妖魔化时代，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不负责。因为，关于他们的吵吵闹闹、是是非非，更是这个多变的时代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反映。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群体。在普通公众眼里，大学生群体是高素质群体，应该有着更高的个人涵养和集体修养，他们先入为主地拔高了大学生的群体素质。一旦这个群体中某一部分的行为背离了他们划定的“底线”，那么，这一部分的错误，就要靠损失群体利益的代价来补偿，这也是我们传统的惩罚措施中，经常采用的惩罚方式。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而我们民族的一个劣根性就是，把一些高尚的东西打倒和贬抑，是普通公众获取平衡心理差距的一个惯用伎俩。

　　时代在变化，大学生群体也必然在变化。妖魔化大学生，其实并不能完成即使是善意的“道德救赎”的初衷，更何况是夸张的放大呢？换一个角度，把大学生群体也当作普通人群去看待，也许，问题就会“峰回路转”吧。

　　正如《中国青年》在三年前类似论题的“编者按”说的那样：……为了吸引眼球，制造所谓轰动效应，不惜歪曲事实，一篇又一篇发表指责大学生的报道，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整个大学生群体都像它所说的那样不可救药，那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记者：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