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招架不住，李素梅把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叫来了。

　　“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家庭私塾，这纯粹是自救。”易本耀见不上学的小孩多，就用白纸写了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校名费了他不少劲儿：以前听说过铁路子弟学校、矿山子弟学校，咱是打工的，干脆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教室由一间窝棚扩大到三间，易本耀从老家带来的一个年轻老师教副课，夫妻俩教主课。他文科底子好，以前在老家时常替李素梅代课。

　　“就是到这会儿，我也没往办学校上想。可孩子越来越多，咋弄呵？”易本耀讲这样下去不行，一得找到稳定的校舍，二要办合法手续。那会儿，对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要求高，比如有固定的校舍，操场有200米的跑道，教师有资质等，他们哪具备。

　　“等我们达标了，这些孩子早耽误了。”易本耀说。

　　在菜地边将就了近三年，1997年4月，学校先是向西挪到甄家坟，接着又南移到沙窝的一间木器厂。因为好多学生家长是卖菜的，有三轮车，学校的课桌椅就由他们帮着搬。白天交警不让走，只能夜里运。260多个小孩排队去新学校，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是非法办学，撵他们走人。

　　被赶出来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在木器厂门口的马路边、大树底下继续上课。下午学校只好放假，停课一周。易本耀赶紧四处找地方。

　　一个学生家长帮忙在彰化村找到一排空房，有十四五间，但房租贵，一年要9万。连东西带人又搬过去，这回上了一周课，派出所又来人了，说不准在这办学，要办去别处办。1997年的这个春天，打工子弟学校两周内搬了3次家。

　　搬家时，易本耀负责找地方，李素梅管搬东西。还是在菜地边上办学时，他们攒了30多根盖房用的檩子，碗口粗，想着将来万一有地儿，盖自己的校舍时用。结果学校被撵来撵去，这30多根檩子，李素梅只好搬来搬去，走哪儿带哪儿。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我跟易本耀说：这学咱不办了！他说不行，不办学生没地儿去。人家把办学当成了事业。”

　　每回搬家，都要花一笔钱，小搬几万块，大搬得二三十万。“桌椅更新添置、水电改造、房屋维修增建，都是钱呵！”现在的龚村校舍，以前租给沙发厂。易本耀他们花了18万块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光是清垃圾就用掉一万多块，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一车100块，就这人家还不爱拉，还得夜里拉。”

　　最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一次搬家，是在2004年3月。

　　回忆起那次遭遇，易本耀摸着自己的秃顶慨叹道：“哎呀！差点跳楼。”

　　当时有个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这次搬迁经过。“他说不播出，只是留作资料，等我老了，当作回忆看。我信了，结果啥也没避讳，拍得特生活化。”

　　租房合同早到期了，房东催着学校搬家。易本耀把学校周边转了个遍，哪有空房一清二楚。但还是没地能让他们马上搬进去。保证书写了，感谢匾也送了，最后房东要拆房了。

　　事态严重：房子一拆，一千多名师生无处容身，学校就得停课关门。易本耀紧急开会，讨论了几个办法：1、停课，但停的时间太长，家长会担心；2、宣布解散退费，可这么多孩子一下去哪儿上学；3、继续找地儿、求人、想办法。

　　易本耀把全体老师集中到操场上告知：学校扛不住了，咱们这个院子明天就要拆迁了，明天开始停课，给学生家长写的通知正在打印。星期一到星期五停课放假。随即，老师四散而去，到教室通知学生。

　　在一间低年级教室里，老师无奈地告知实情，几个男孩先后站起来问：学校搬哪儿？上学有车接车送吗？是不是自己掏钱坐车呵？

　　一个高年级老师通知过后，学生无人提问，一块唱起了歌：“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我在心中……”歌声越唱越小，最后顿住。女生开始哭，男生则趴在桌子上，教室里一片静寂。

　　拆迁如期开始，学校被断水断电，桌椅被搬到院子里，房子拆得乱七八糟，残垣断壁，校园一片狼藉。周一能不能找到校舍，打工子弟学校还能否继续办下去？

　　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易本耀失踪了，连李素梅也联系不上他。

　　两天后，易本耀才出现。他去了海淀区政府和区教委，请求区领导帮助。“我就在领导办公室门口等，厚着脸皮，实在没办法了。”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将闲置的紫竹院小学，借给打工子弟学校中转用。

　　刚拿到钥匙，易本耀就迫不及待去扫院子，全体老师去清扫教室，整整清理了两天。然后周密地安排一千多号学生的迁移，准备了两辆大公共汽车，周一一早，接学生上学。

　　学生到校上课了，但易本耀却受到众多家长的围攻，他们对孩子跑远路，坐车上学担心，对学校也不放心了。

　　被团团围住的易本耀急了，大声讲道：

　　“各位家长，我易本耀奋斗了十年，追求的就一条，不像有人想像的我在那挣钱。一学期300块(学费)，赚什么钱？北京市的人均教育成本是2600块，咱们才300块钱，赚什么钱？不是公办学校咱孩子进不去吗？不是还没有无条件地敞开大门吗？不是没有把我们容纳进去吗？如果把公办学校大门敞开了，让我们都能走进去，都能在经济上承受得起，我们办这个学校何用？我们为什么非要办呢？不就是为了救急吗！

　　“10年前办这所学校，当时的孩子如果6岁的话，今年就16岁了。如果等政府来解决，他已经从一个儿童长成少年了，那不耽误了一代人吗？

　　“现在，咱们学校审批了，取得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书，受到了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许可，咱们这个校园就是海淀区政府给我们找的，而且在我们这个过渡阶段，免费使用。你们难、孩子难、学校也难。咱们就为了一个目标，让孩子受到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不再重蹈你们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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