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赵勇专栏

　　12月3日的《新京报》上有篇不起眼的报道:《周济:论文要写在大地上》:“教育部部长周济昨天表示，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要把高水平的论文写在大地上。他认为，论文不是抄下来的，应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不断创新出来的。”4日，该报纸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先生的文章:《论文为什么必须写在大地上》，在引用了上述报

道之后指出:“对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需要大量人才在带动农民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大显身手。然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却把重点放在了发表高质量SCI论文上，将科学家的思维固定在SCI刊物所要求的论文框架里。”

　　对于周济部长和蒋先生的观点，本人并无异议；我所奇怪的是，关于论文写在哪儿的事情，专家学者难道不比领导更清楚吗？为什么只有领导发了话之后学者才敢高声附和？

　　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失厚道，却也是有感而发。近些年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任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心里都清楚，量化考核早已成为一种评价机制。以这种评价机制为导引，每个单位或机构均制定了相应的考核细则:一个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每年必须在SCI或CS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每两年或三年必须出版多少万字的专著。许多高校更是把刊物分成三六九等，论文所在的刊物级别高，考核的分值就高，科研奖金也相应地多；反之，既没“工分”也没钱。每到年底，高校仿佛成了当年的生产队，“社员”忙着填表申报，“会计”忙着算账分配。见面后大家忍不住相互打听:“敢问今年工分几何？”“工分”高者自然喜气洋洋，“工分”低者当然满脸晦气。还有的忙活一年，文章却没有发表在评价机制指定的刊物上。得，这一年算是白干了，全部出了义务工。

　　我曾经把这个例子举到了课堂上，认为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美国的一位学者指出，

　　这个问题也还有另一种谈法，但似乎并没有点到痛处。比如，钟敬文先生生前听说有的年轻人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不由得大为感慨:“哎呀天呐！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顺着钟先生的思路走，此说法肯定有道理，但问题的实质在哪里，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个学者一辈子真正写出来有创意的论文可能就是三五篇，这说的是论文质量，但为什么有人半辈子就写出二三百篇呢？因为有那么个评价机制在那儿摆着，它要求的是数量。在这种评价机制中，你要想十年磨一剑，五年来一篇，等待你的命运很可能是卷铺盖走人。

　　终于，教育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开大会发文件，据说核心意思是以后的科研得看质量不能求数量。我猜想，“论文要写在大地上”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于是，许多人长舒了一口气，也终于敢理直气壮地面对科研质量了。但为什么以前不敢高声地谈论这个问题呢？不外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谈了也白谈。结果，许多学者成了杨白劳——“昨晚爹爹转回家，心中有事不说话”。他们似乎在等领导发话，等上级主管部门下文，等一个能够公开谈论的“合法化”环境。此种做派，往轻了说，是我们的学者很没出息；往重了讲，岂不是让人联想到了奴性和惰性？

　　所以，当我们埋怨缺少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时，我们的学者也是应该承担许多责任的。如今的学术也形成了一种体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体制有其不合理处、不健全处、甚至扭曲变态之处。学者身临其境，自然感受最深，体会最切。这时候，学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发出真实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微弱，两条胳膊可能拧不过大腿，但十个人的声音二十条胳膊呢？当声音渐大力量渐多时，学术体制是不是就会松而动之，变而通之？如果等着上面发话，那常常是局面不好收拾的时候。当然，领导发话之后学者也还是可以说话的，但一方面这话说得已无甚意思，一方面你的学术生命很可能已在那种自我妥协中消耗了许多，岂不痛哉！

　　(作者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