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大学教材真的像“出土文物”吗？

　　作者：卢荻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委员在政协小组讨论会发言时指出，我国大学“关门办学”现象严重，其中部分大学教材远远落后于当今科学发展水平。他说，“我曾经看到一些大学教材，在我熟悉的领域，竟然还在用上个世纪40年代的资料。”(《京华时报》3月14日)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不少人对中国大学拒人类最新科技成果于教材甚或校门之外，感到扼腕叹息。有论者甚至指斥中国大学的教材是“骨灰级”教材，其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跃然而出。不过，笔者并不能苟同。

　　不错，中国大学由于近年来重科研轻教学之风的影响，在教材建设上确实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大学教师与时俱进编写新教材的积极性也不够高。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当今中国大学的教材都像秦大河所说的那样不堪。

　　事实上，我国大学教材建设一直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相伴而行。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教材经历了二三十年代“学美效法”的纯粹模仿，到五六十年代全盘照搬苏联高校教材，再到改革开放后以我为主借鉴创新等发展历程。仅仅到“七五”末，新中国累计出版高校教材就达到11000种(其中改革开放后出书7400余种)，基本形成了我国高校教材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高教改革的全面深人，我国教材建设提出了“先进性”的要求，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推进《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立项221大项，985个子项目，一万多名教授参加了该项目的改革和研究，对教材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较大力度的创新，很多国际最新科技进展被引入大学教材中。客观地讲，这样的进步是不应该被抹煞的。

　　当然，我国目前大学教材建设相对于发达国家，差距还不小，各校也都在有意识地借鉴国外大学教材建设的经验，想方设法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但要赶上国际最先进水平，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笔者认为，关注我国大学教材建设相对落后的实际，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不宜用一种管窥蠡测的眼界和思维。这样做，固然吸引人眼球，但无助于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更谈不上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