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大会缘起

　　在世界文化地理的版图上，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是一个颇为古老、且仍然发挥着重大文化功能和深远影响力的学科。

　　国际学界关于汉学之性质和范围的定义，历来难以统一。德国汉学家、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拥有者奥托.弗兰克的定义最为宽泛，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此外，西方学界一些约定俗成的定义，则多以中国语言与历史的研究为汉学之界标。乃至有论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将汉学视为一种考古性的学科。而针对这种“古典汉学”的发展，则是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社会史及文化问题为对象、以经验实证方法为导向的“现代汉学”的勃兴。

　　古典汉学和现代汉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立，使汉学学科的自我理解成为一个难题。相对而言，弗兰克的宽泛定义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但随着汉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和深化，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目标实际上已经无法企及。因此在学科的版图上，汉学的日益分化最终成为必然。

　　如果从日本14-15世纪开始形成的传统汉学算起，汉学的地区性历史已足有七百年。在高丽，由于中国文化实际上的主导地位，汉学的精确开端倒显得难以清晰厘定，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之主导性的明证。

　　如果从耶稣会士利玛窦1582年入华算起，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汉学亦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这一非学院化的传教士汉学传统，事实上成为欧洲汉学的主导流向，四百年来不绝如缕。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信、翻译及研究，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和重农学派、刺激了欧洲现代科层制度的形成、诱发了风靡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热，为欧洲的现代性打上了无可争辩的中国烙印。

　　如果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也已经走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国的第一个汉学教席设立于1857年，英国设立于1876年，德国则设立于1909年。北欧国家虽然是汉学研究的后来者，可他们一方面承接法国学派，一方面结合既有的研究传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国专业汉学的教席大大晚于欧洲， 但“

　　在上述过程中，汉学研究以多元的势态持续发展。比如北欧特别是瑞典、挪威等国的中国研究，特别侧重当代政治、国际和平乃至军事武备等方面；欧洲本土如德国，“经济汉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受到青睐，汉学开始越过研究型综合大学壁垒森严的门墙，进入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任务的各种专业学院，特别是经济技术学院。

　　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汉语热”也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标志。这不仅有韩国作为典型的例证，即使在在欧美，汉语也已经进入一些中学的外语类选修课程。对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而言，是否拥有汉学教席、是否开设汉学或汉语课程、是否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合作和交往关系，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大学是否具有“全球化”时代文化意识的重要尺度。

　　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17世纪之前)、传教士汉学(始自17世纪)、学院汉学(始于19世纪初)、中国研究(始于二战之后)诸种阶段，而每一种早出的型态，其实也在后起的不同型态中延续着自己的身影。

　　另一方面，在汉字文化圈之内乃至之外的国家中，汉学常常首先是一种“生活汉学”。儒学在日本的影响，禅宗、净土宗和密宗等佛教宗派在日本的发展，理学在韩国的余波，无不如此。在越南、

　　当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观念的认识乃至国家政策的制订时，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在日益增长。自民国时期的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直到198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学者，海外汉学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领域。

　　凡此种种，或许都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学术趋势：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单一的境域中自给自足地循环往复。文化理解中互为“他者”的基本格局，将使汉学研究进入文化对话的新范式。

　　作为文化对话的汉学研究，必须持有一种自我敞开而绝非自弃的文化态度。以此为前提，“中国”才不再仅仅是实证的知识学对象和想象的“他者”，而更是积极从事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以此为前提，传教士汉学所隐约蕴含的价值对话，才能以新的学术形态得到延续和升华。以此为前提，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才会与汉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职是之故，中国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通力合作，发起“世界汉学大会2007 ”，以推动双向互动的文化对话与文化理解。惟愿学界同仁鼎力支持，共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