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汉学大会2007单元发言

　　大会第一单元发言

世界汉学大会2007第一单元发言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冯俊，我是哲学专业的，我也是哲学院的院长，下面我们将进入第一阶段的大会发言，这个单元由我，和我的老朋友罗多弼教授主持。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文明的对话与和谐世界，本阶段的分主题是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我们知道文明的对话是通过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特别是具有文化交往的自觉意识和对话能力的人来进行的，而对话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和在不同的层面进行。例如对话可以通过文献的交流与传播来进行，这是以往我们对话主要的形式，这个其中翻译与阐述理解和误解的种种，今天在座的各位学者心中对这些必定深有体会，此外，对话也可以通过学者面对面的进行，各抒己见，华山论剑，今天名士如云，高朋满座，中外学者齐聚一堂，这也是一种对话形式的生动体现，汉学主要是西方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可以说本来就是由西方文明发起的一场与中国文明的对话，可以说这是一场持续了400多年的艰难曲折，起伏跌荡的对话，这场对话发生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他们对中国有着不同的理解，以往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人很少有机会构建一个共同对话的平台和语境。今天我们的大会的主旨就是为这种对话构建平台，为学术的交流、思想的交锋，知识的双向传输和融汇，为面对人类共同的文化话题，构建共同的语境。希望这种对话的语境能够尊敬来自不同文化和学者之间的理解，和我共同主持这一单元的罗多弼教授是瑞典的知名学者，欧洲中国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曾任职于瑞典驻华大使馆，他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1928到1929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颇深，十年中他几度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在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努力下，中国人民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我们这个单元的两位发言人，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德国的著名的汉学家施寒微教授。

　　施寒微教授历任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汉堡大学教授等职务，主要的著作涉及中国文学史、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施寒微教授还是权威的中国卷的编者和导论的编者，另外一位发言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戴逸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和清史的研究，对清前期的历史和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均有创造性的结果，代表作有《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等。

　　首先我们有请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施寒微发言，有请！

　　施寒微：尊敬的学者、尊敬的校长，汉学这个概念在19世纪就出现了，我的主要问题就是今天这个概念是不是还适合时代。在德国第一个正规的汉学教授的讲席就是1909年在汉堡大学成立的，那个时候有汉学教授，这之前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学术性的研究活动，比如说研究有中国风格的东西，在1882年《牛津辞典》中第一次提出来汉学是来自希腊语和拉丁文合并的一个词。当汉学成为一个学术性的学科的时候，就在讨论什么是汉学，汉学的定义是什么。法国有名的汉学家们一直到20世纪中叶一直都有一个共识，汉学基本上是翻译一些文本、文献，文集。根据他的一个说法，我们有学术性的面对中国传统、中国社会，而且不止是研究很长的历史，也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对现在中国的一个指南。另外有一个传统就是汉学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些士大夫对他们自己的理解的这一种解释，但是这些士大夫的阶层已经消失了，不存在了，所以这种传统的汉学的概念已经不符合时代了。当然什么是中国文化，主要不是欧洲人下的定义，这与中国人对自己的解释，对自己的认同、认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7世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汉学对于中国的学科也是这样的。

　　17世纪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好像自己对自己开始有一点怀疑，所以他们就寻找一个新的思想基础，后来也就是传教士来中国的那些人，他们是有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想，就是古代的东西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新的哲学的出发点，所以他们面对中国又开始回到古代的儒家传统，不要后来的佛教的那些因素的传统，在这样的时候，17世纪开始在欧洲开始形成汉学的思想领域。

　　首先那些欧洲的汉学家，那些传教士，他们想把中国传统国际化，跟他们的圣经文化有关系，有联系。然后也有另外一个表示，他们在北京的朝廷工作，这个也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大部分的文化是被忽略的，所以后来离开了耶稣会的这种汉学的方向，当时特别重视语言和出版物这种方式，关于书本的知识通过书本介绍到欧洲，欧洲人看书认识到中国。在这种文学的传统里面，汉学就是成为一种文学，就是与汉语的文本解释，后来也有很多学生继续研究，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理想的中国，他们就研究文本。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鸿沟，好像一分为二的，一方面有那些现代中国方面的专家，另一方面做纯粹文本研究的那些汉学家，这个是关于中国的讨论，也一直是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保持自己的传统或者中国会不会改变，所以后面有另外一种意思。

　　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中国的传统或者是不是要诞生一个新中华，这一个问题从19世纪末就成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梁启超，他深受一个文章的影响，那是1872年写的，写的是关于法律的争论，这本书的开头就是说法律的目标是和平，手段是战争。大家知道梁启超是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把这种思想放到了他的著作当中。但是后来那些汉学家确实也参与了那些中国的改革活动，所以绝对不能把汉学还原为一种纯粹的语文学、文本学。

　　有一个学者认为，关于汉学的名称问题，他反对西方的汉学，认为应该用比较传统的学问，叫国学，中国的国学。从内容来讲，汉学就是学术性的面对中国、面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以及关于中国的书籍，所以从内容来讲，汉学这个东西将来还是会有作用的。所以我们有的人，有一个重复，就是传统的纯文本的汉学，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社会学科那种关于中国的知识，事实上这就是表面上的冲突，实际上没有冲突。因为人们都习惯把汉学称为一个学术的学科，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一种反思，理论性的反省面对这个策略。

　　我最后要提一个问题，今天这个会，符合时代的汉学是什么样的汉学？历史的过程都是很缓慢的，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注意到历史背景。如果不研究历史我们怎么能够了解？欧洲这种发展的过程，跟中国的发展过程有什么不一样，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有不同的因素，一个是权利的因素，一个是学问、一个是宗教情感，这三个在西方也有，但是他们的比例或者他们的结构不一样。所以在汉学方面，应该有一个学汉学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些学过汉学的人，他们能够学习，理解那些创造了那种伟大文明的那些人，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今天的那种文明的见证人，能够了解他们。

　　我觉得在全世界成立一些孔子学院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当然在各方面的学科的研究，各种问题还要考虑到学习哪一些其他的东西，除了汉语以外。基本上在20世纪、21世纪书本将来变得越来越会不重要，但是那些画图、图象、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形象，他们将来还是会有很重要的影响。我想海外的汉学家都是非常期待着将来中国的汉学，中国本身会有什么发展。所以我相信将来不仅仅需要一些汉学家跟其他的文明，研究欧洲、研究海外各种各样的文明的那些专家之间的对话。我认为这次大会是一个开端，我们将会进行更多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我想我们在这里，在北京发扬我们汉学的目标，共同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谢谢施寒微教授对汉学的主题做了一个很好的阐释，从文本汉学到当代中国的研究汉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未来汉学的主题做了展望，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的发言形式是先由两位发言人全部讲完之后再给大家提问的机会。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戴逸教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文明的对话和和谐世界”。有请戴教授。

　　戴逸：各位专家，我发言的题目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因为远古时代当文明开始产生的时候，人类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自然条件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不一样，人类相互之间也很少沟通，所以他们在不同条件之下产生各种具有特色的文明形式，尤其在古代人类文明的类型不多，差异又大，至今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中华文明。

　　在这四大文明内部和外部，还存在着许多小的文明分支，这种存在着差异的文明共存在一个地球上，因此多样文明的并存和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是客观的事实。正是文明之间的差异使得世界丰富多彩，也是光辉优美，如果失去了文明之间的差异，世界变成简单，会走向低迷，但是文明差异也会产生误差，产生冲撞、对抗，直至发生战争，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文化上的各个形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战役，例如基督教和回教之间的战役，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战争都包括经济上的原因，也包括了文化上的原因，中华民族应该说包容性很大。　　由于文明的冲突而引起的战争夺走了无数的生命，毁灭了大量物质和精神财富，造成了人类的浩劫。

　　21世纪世界一体化的潮流汹涌澎湃，更加拉近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之间的距离，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曾经是要几年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乘坐飞机几小时就能够到达，各个国家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明趋同是一种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趋同不会是某一种文明，各种文明，仍然应该保持它自己独特的个性，保持民族的灵魂。文明就是通过抑制文明，由于不熟悉，不习惯，发生了矛盾，问题是，人类应该以什么角度对待多样文明的直接冲撞和驱动，这将决定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通过文明对话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何去何从，人类应该选一个正确的道路，可以定位的是，通过多样文明的对话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正在全世界人民之间成为强烈的共识，我们在座的各国杰出的汉学家与中国的学者们应该推动文明对话的大趋势，使各国人民有更深的相互理解，更多的相互宽容，使得构建和谐世界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奋斗目标。

　　多元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能否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和谐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能构建一个各种文明共存共和的世界。因为多元文明固然有差异，但也有共性，文明不同于野蛮，文明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中，所凝聚的智慧、经验和理念，具有人类美好的品质，这就是对人的爱，是各种文明之间都有的，各种文明的生存结构中，都蕴含着对人的热爱，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同情，对人的宽容，全世界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所谓人有侧隐之心，这个侧隐之心就是对人的热爱、关怀、同情、宽容。多元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人的爱，因此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可以互相约定，所以多元文明既有差异又有共鸣，因此它们之间通过对话可以减少差异，缓和矛盾，达到相互理解和尊重，避免发生激烈的对抗和战争，这完全是可能的。

　　所谓和谐世界我想至少应该有几点，第一维护全世界和平与安全，通过对话解决差异与矛盾，不采取战争的手段，第二，世界各国应该平等对待，反对霸权主义，第三经济上应该合作，互利共盈，第四，承认多元化文明的存在，各个国家都有维护自己文明的权利，每种文明都有值得学习、值得欣赏的地方，第五，追求天人合一，保持人类与自然世界和谐，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文明非常崇尚和谐，和不是盲目的，和是承认事物对立统一，承认事物内部不同方面相互矛盾和相互依存，承认对立也可以达到平衡，可以相互融合，和谐的本质就是理解、包容、尊敬，是和睦相处，和平共存，和而不同。

　　今天，中国和世界各地联系很紧密，成为不可分别的整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帮助，世界的稳定和繁荣也需要世界的参与，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学者真诚地也愿意通过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对话把一个和平的、开放的、友好的中国展示在世界各国面前，也希望各国的汉学家们帮助和引领我们走向世界。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共同促进世界的和谐与发展。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罗多弼教授)：谢谢！大家好，我的朋友冯俊教授让我说一点评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只能讲两三分钟，汉学特别是德国汉学使我想起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德国汉学和内地汉学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可能更重要，就是汉学的意义，德国汉学可以说是早于瑞典的汉学，比瑞典的汉学开始得早一点。

　　有关汉学定义方面，在我们的传统里也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所理解的，主要是针对先秦文献的研究，但是有关汉学的定义，我想马力拉索(音)开始就有一种感觉，他觉得高等汉学的定义太狭窄了一点，把这种定义当成一种宽泛，所以马力拉索讲，汉学就是以中文资料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地广，可能太广了，我作为马力拉索的学生觉得这个定义太广了一些，但是基本上很认同他的这种观点。

　　我听戴逸教授强调说，人类有四个大文明，而且这四个大文明之间有差异，差异会使人类文明更加丰富多彩，不过也可以引起冲突，使我想起一个问题，这四个大文明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性质的差异？是本质上的差异还是说比较表面的东西，我很主观的看法是说，差异是有差异，但是差异的共同点要注意，而且我认为引起冲突挑起战争不会是文明，而是人，能不能为此保持和平，并不取决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儒家的文化，都是取决于磨难，决定对这些文明采用什么态度，责任还是在我们身上。

　　我的评论我想时间不允许我多讲，你们提问有五分钟，谁愿意提问？

　　提问：有一个问题，文明对话大家都知道，提到文明的冲突，文明对话和文明冲突有什么区别？首先在我看来，大文明和小文明之间当然有区别，文明的概念，里边有大文明、小文明，或者强文明、弱文明这种区别的，实际上70年代到80年代，80年代也提到中国历史的发现，文明这个概念有上下这个区别。

　　主持人：请施寒微教授回答。

　　施寒微：所以我说汉学这个词有很多种，将来的发展，我们跟中国国际化的对话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需要有一种哲学的对话。实际上所有的态度都是非常开明，我明白这是一种新的对话。在过去的时候，对汉学有很多种定义，这些定义当然是非常重要，在历史上很有意义，但是我们不要让传统的定义限制我们。在欧洲现在有种很不幸的看法，好像只有两种文明，实际上文明有很多种。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种中性的文化对话，能够走入一个新的领域，我想会是一个真正的进步。非常感谢大家！

　　戴逸：很抱歉，我这个耳朵不中听，没太听清楚问题，我想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对话什么关系，文明对话之间有冲突，文明对话之间也有交流，比如像中国古代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的冲突，当然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冲突，习惯不一样，动作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不能够相互适应，不能够相互容忍，这个时候就发生摩擦，就发生冲突，但是相互尊重本身是一种交流，这种对话时而是少数民族跟汉族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时而少数民族和汉族进行贸易的交往，进行文化的交流，历史就在这样很复杂的交叉地发展进行。

　　今天我们从历史上记住这个教训，我们应该加强文化的交流，加强文化的对话，减少摩擦，减少冲突，增加我们的容忍，增加我们对异民族文化的尊重，我想冲突、交流，当然不能以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为主，各种文化应该说是平等的，我很反对哪一种，认为哪一种文明是文明，我认为各种文明它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它自己的宝贵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根子，民族的灵魂，你不能去伤害它，你要尊重它，你要容忍它，有许多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学习。

　　主持人：谢谢，时间基本上到了，我想，我代表所有在座的朋友们感谢施寒微教授、戴逸教授，我们都认为你们所做的报告给我们很多启发，戴逸教授不断强调说，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包容性特别强，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引入这句话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话特别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我们大家应该继续进行文化的建设、对话，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进入第二单元。有请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主持。

　　主持人顾彬(德国波恩大学)：朋友们，同学们，你们好！杨慧林老师和我要组织第二单元，我的名字是顾彬，我是来自德国波恩大学，原来来发言的是三个人，但是现在来了两个人，我不能说很多，因为我们是刚刚跟他们认识的，你们大概也是。

　　下面发言的人是美国来的，他叫魏若望。是美国乔治敦大学东亚系主任。他的研究和教学的领域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他不光是汉学家，他也研究日本学、韩国学，一个研究学家需要掌握很多语言，他特别喜欢研究中国，中国的历史等等，他发表了很多很多书，非常有意思，现在请魏若望用英文讲。

　　魏若望：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个案研究，我这个演讲叫“在中国国内的汉学”。因为一般的人说汉学好像是旁观者的学科，就是从外面看中国，但是这里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这个学者他是从中国内部研究中国，来研究中国文化，他是法国人，在19世纪末，中国就开始重新开始站起来，有一些改革的声音，愿意把中国带到现代社会要改革，但是也有人反对那些改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李鸿章写信给郭嵩焘，说士大夫批评我，因为我赞扬外国的知识，所以李鸿章甚至说，了解某一些中国人的脑子是真正很难，如果一个中国的领导，像李鸿章那样的一个人可以说很难了解中国人的心，那么那些外国人当然更难理解中国人的心，那些商人来中国，做买卖后就走了，跟商人不一样，传教士愿意长期留在中国，愿意了解中国人的心灵，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要研究这个人，他本来是传教士，但是后来成为一个优秀的汉学家，虽然他在中国很长时间，写了很多书，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一个所谓的汉学家。我也不能很全面地介绍他。

　　他原来在河北地区，在那里传教，工作，在那里做他的汉学研究，关于中国文化他大概写了四万页的书，关于中国的著作，我在这里只能够提一点点它的一些观点，当然它来中国是自愿的，是志愿的，他是在法国、德国边界出生的，后来上学学习医学，他也是当大夫几年，然后他在法国军队当中当一个医生，1881年他决定要加入耶稣会。

　　我们也不知道他这种转变所有的细节，但是，他就这样在法国上学六年，1887年到河北、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人们请他做一些医学方面的工作，所以推动了一个卫生运动，就想提高几个卫生的条件，他说首先必须要学汉语，但是当他开始学汉语，他就入迷了，他就感觉到非常兴奋，能够学汉语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现在他要开始学习汉语，也有另一个目标，就是他要把这个语言教给别的传教士，所以他写了一系列的书，我这里不能列出来，很多书都是用法文写的，另外他也写了一个官话方面的教科书，普通话教科书，目标是教外国传教士汉语。

　　这些传教士他们必须要懂本地话，本身懂中国人说的话，他很清楚地表达这一点，他说我们不要仅仅学任何一种汉语，我在这里要确实很用纯正的汉语，他说不要那种随便说几句话，要标准的，很震惊的汉语，所以要介绍一个非常漂亮的标准的汉语，典型的那种汉语，外国人也学很多漂亮的汉语。

　　因为他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们，而且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很不好，在当时就是这样。

　　戴遂良(音)说我写的书是关于我生活的地区的，我跟这些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我珍惜他们，我爱他们，要把汉语方面的知识传播给别人。

　　他写了一本法语的书，这个法语的书被译成英文，就叫“中国汉字”，这个书一直到现在还被重印，无论是法文本还是英文本，最后的一本是93年，在巴黎的书店还能够买到这个书，这个书也被译成英文，叫做“汉字”，实际上当我自己学汉语的时候这也是最早接触的著作之一。

　　所以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个汉学家100年前写了他的书，一直到今天都有影响，另外他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国哲学概念史》，当然这个也是法文写的，后来被译成英文，他为什么写一个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史这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法国巴黎的一个天主教的学院，至少也有15000个学生，他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思想，所以就写了这样一本书。

　　戴遂良是第一个认真研究佛教的汉学家，他写了两卷800页的著作，这个著作是最早佛学的著作，是关于中国佛学史的一个著作。

　　第二本书写了中国的佛教人物传，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佛学、佛教传统。他还写了一个史卷本，一个很大的巨著，这个著作叫做《现代中国》，通过这本书，他要让来中国的西方的传教士还有包括那些外交官，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心灵，也就是在19世纪末或者清朝末年的中国人的心灵，还有中国的社会发展，比方说戊戌变法是什么或者辛亥革命是什么，他就介绍这一些历史上的事件。

　　在这里我就是能够列出一点点东西，我认为作为一个汉学家，戴遂良确实有相当大的贡献，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军队的医生，但是后来就来中国，当然他不是唯一的汉学家，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别的汉学家，但是我在这里要做的就是一个个案研究，一个人这一个人作为一个小镜子，我们就可以看当时的情况，当然也有别的人，还有别的一些汉学家，当然在20年代，中国变化了，中国的变化太多，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有很多商人，很多传教士，有外交官，戴学良强调，让外国人要了解中国人自己的观点，用中国的眼睛来了解中国。

　　(他)还有一个著作，是用法语、拉丁语、汉语共同写的，33年完成这个著作，五天以后就去世了，这本书180页我没有办法找到，但是十年以前，有一个汉学家，他有一篇文章介绍从利玛窦到戴遂良，介绍西方汉学家的鼻祖，所以里边也提到，能不能把戴学良最后的著作保存起来或者找到。有本书里边是写了戴遂良好像穿着官员、士大夫的衣服，这是错误的，如果看当时的老照片，他穿的衣服非常普通，他愿意跟普通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意识到有一个新的中国出来，在辛亥革命以后有很多变化，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国家有很大的一个惊异，我希望我这一次的演讲也是对于汉学的变化和对汉学的内涵的一个小小的揭晓，因为戴遂良一直不断地想介绍中国的变化，谢谢！

　　主持人：我们感谢魏若望老师给我们介绍了19世纪非常重要的汉学家，他重视中文，19世纪还有欧洲学者觉得中文是次要的语言可以不研究，另外它的重要性，在于他重视佛教，20世纪初还有德国的传教士，汉学家，他们认为佛教不是这么重要的，我现在给你们介绍方立天教授，因为你们大部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对他非常熟悉，方立天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他是著名的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和哲学的研究，他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他怎么看佛教哲学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请！

　　方立天：主持人，各位学者、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今天想和诸位交流的题目是“佛教哲学与世界和谐”，我之所以想交流这个题目是基于两点思考：

　　第一在我们全球文化的时代，不同的宗教与文化在地球村里频繁相遇，相遇的结果造成内化，内化促进理解，理解是世界共存和谐的基础。

　　第二个思考，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个传统文化之一，它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真正发挥作用前提性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力求密切地关注和把握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矛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内化，进而建设一个持续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类社会的矛盾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然而归结起来主要是三类基本矛盾：第一是人与自我的矛盾，就是人自身的矛盾；二，是人与社会的矛盾，包括人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矛盾；第三是人与自然的矛盾，随着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以传统化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各类的矛盾带来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造成了人类社会矛盾的新发展、新的形态。

　　人类自我的矛盾，随着现代化曲折的巨大承受，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准日益提高，一些人一味地追求物质的满足，在追求外在物质财富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自身的内在价值的充实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在富裕舒适的生活当中，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人性，以至于出现人文精神危机，人生价值危急。

　　人与社会的矛盾，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跨国企业掌控了经济全球化，这些企业的迅速扩张又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肯定是一个不和谐，不稳定，不安全的世界，贫富不均的格局一方面是负责强者，异化为单独主义，一方面贫者、弱者也产生不满、仇恨，这种经济原因有时又因为政治制度、民主宗教以及价格观念的不同而激化，进而直接导致了冲突乃至战争，人与自然的矛盾，现在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使人类在利用自然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生态危机，气温升高，这是大家随时感觉到的，能源危机，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等，严重地制约了人类经济，人类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上述矛盾的形成原因有三条，一是利益的不同，第二是制度的差异，三是观念的缺陷。

　　在思想观念方面，我们如何对待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观念等的问题，就有一个如何调试思想观念的问题，缓解乃至于化解人类社会的矛盾和根源，建设和谐世界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共同的课题，正是在这方面佛教可以发挥起独特的作用。第二作为世界佛教基础的佛教学，当代存在的三大矛盾，追求生命超越，宗教人文精神的佛教哲学的思想，调试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空前的历史契机。

　　佛教哲学是佛教和宇宙、社会人生基本看法，是佛教的社会观、人生观、这可以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社会的借鉴，在佛教哲学体系中，我们认为当前应该着重把阐扬它的理论基础，以及在原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核心性的六个范畴，这就是缘起、因果是否，作为推动人们在心灵深处、

　　缘起论自身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核心理念，关系与过程，缘起论的思想是肯定事物是诸多因素的组合，事物都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既然是关系的存在，那就是一个不断地运动变化的过程，所以事物也是一个过程，这种思想无疑是深邃的哲学思想，佛教的缘起论为和谐世界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缘起论的万物又因为聚合而生，逻辑的肯定了世界的多样性，肯定了世界的多极格局，有此也提倡多变合作，和谐共赢，否定自我主义的思维。

　　因果，由缘起论直接推导出来的就是因果观念和因果法制，那就是认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这个法则反映了在做人方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下场，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考虑自己带来的后果，反对各种原因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恶果，提倡我们多做善事给自身和社会带来善果，鼓励人们自觉向上，人心向上，应当肯定这是从根本上说的，是有利于个人道德操守，社会持续稳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和谐世界建设平等，佛教的平等关系基于原始的学说，实际上是英国平等的一种理念，这就是强调众生和佛同样具有佛性，由此又肯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同众生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平等的，乃至于众生和山川大地，草木花卉都没有感性和艺术的行为也是共同的，体现了生命观、自然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可以作为我们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进而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思想基础，我们都知道，和平来自平等，因为平等意味着互相尊重，平等也意味着互相理解和谅解，进而导致互相的宽容、友爱，平等有助于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消除战争产生的根源，平等还各意味着消除根深蒂固的人类自身主义，树立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和谐是和谐世界的重要特点，佛教是和平的宗教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慈悲，慈是与众生的快乐，悲是拔除众生的痛苦，每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自然灾害时，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无私援助，这是人类同情心、慈悲心自发的表现，佛教徒往往站在前列，并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他们内在慈悲心的重要表现，佛教的慈悲理念有助于化解人们的复仇心，有助于减少恐怖主义和战争的发生。

　　这是缘起的平等理念基础上形成的认识论、真理论、人理观的重要理念，这是最高真理，在修辞上，佛教主张远离苦行和快乐两端，被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坚持中道也能得到解脱，由此也可以说，中道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中道思想是佛教能够兼容并蓄，当前佛教中道里面对一些思想方法里面克服极端主义等是有益处的，是有助于人类和谐、国际合作。

　　最后是圆融 ，在缘起中道的基础上，又宣扬圆融，圆融是中国佛教宇宙观的重要理念，同样是能够相融和谐的方法论证，和圆融要求尊重事物的不同因素，尊重差异各方面共存共赢，按照佛教圆融观看待世界，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按照圆融理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并没有高下之分，不存在互相冲突的必然性，不同的文化个性都应该获得尊重。

　　我们认为当前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保护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文化特性尤为重要，这是建设和谐世界的要素之一。佛教是具有内涵很丰富的一个哲学范畴体系，我们这里所讲的六个范畴，这是其中一部分是我初步思考的结果，我们认为上面这些范畴足以成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民众理论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基础不是唯一的，不是排他的，但它是重要的，值得赞扬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佛教的缘起论为和谐世界的建设提供世界观的基础，因果论为人们提供行为规范的理论基础，平等观提供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慈悲观为和谐世界提供基础，中道观和圆融对提出方法论基础。

　　最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发挥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要使佛教哲学在建设和谐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关键是要落实，要实践，而要实践要落实，首先就要关注人类社会矛盾的实际情况，此外我们还要就阐扬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来说，当前还要抓两件事情，一是对佛教哲学范畴进行现代的阐释，并加以创作性的转化，第二使佛教哲学理念成为人们的共识。

　　第一方面就是首先佛教哲学的范畴并不能简单地搬来直接论证和谐世界建设，如果要把佛教哲学的范畴和建设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它的作用，就应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第二，佛教哲学的理念为佛教徒所认同，但世界上还有绝大多数人是不信仰宗教的或者信仰其他宗教，这就力求使上述核心性的范畴成为共识。当前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缺乏有效的共同，缺乏互相的尊重理解，我们要尊重别的文化同时加大佛教理念的宣传，阐扬交流的力度，运用总统原有理念谋求一定的共识，并吸取其他宗教、文明的相关理念，互动互补，在求得共识的基础上，不懈努力，共同为建设美好的和谐世界而奋斗，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方立天给我们介绍一下，人要面对哪三种矛盾，另外还告诉我们人用什么方法克服所有的矛盾，现在请提问。我们还有15分钟。

　　提问：我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志平，我的问题提给魏若望教授，魏若望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讲到了戴遂良的时候，他把他描写成了一个学者，他忘了戴遂良本身是个传教士，所以好像戴遂良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在中国提倡怎么样作为健康或者卫生，另外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哲学、历史有很深邃的研究，我们必须指出像戴遂良这样的传教士，他的主要任务必须是传教，不是来这里作为一个汉学家或者作为对中国的老百姓知识的提升，这个也是我们过去50年来对传教士解释的一般看法，我不知道魏若望教授对这个看法持什么样的态度？

　　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都被认为侵略者，他们带来的东西不太好，你是不是忽略了戴遂良基本上是一个传教士，不是一个学者。

　　魏若望：先说你这两个问题，我也了解最近50年在中国的研究关于传教士有什么倾向，但是我反而觉得是，戴遂良不愿意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所以他当年也是一个很有争论的人，那个当时的人批评了他有争论性的一个人，因为他愿意让西方人了解到底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脑子里装什么东西，当时传教士也有很多，当时有很多人对中国有很消极的看法，批判性看法，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看法，戴遂良就是与他们不一样，相当不一样，他真正地理解到底中国要往哪里去，在中国这些20年代的变化是意味着什么，而且西方人在什么程度上能够理解这些变化，特别是从21世纪33年，我们如果看他的著作，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预言家，他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愿意了解中国人是谁，中国人脑子里装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想法，他的观点是要真正了解中国。

　　所以请你们不仅仅看这是1911年的共和国，不是说我们要回到满清政府那里去，这并不是他的主张，他说他认为现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辛亥革命是长期的变化，而我们这些传教士长期留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变化是什么，这个戴遂良就是用汉语的资料，用汉语的资源来说明中国的问题。

　　当然，后来49年以后，很多东西改变了，那些解释还有对传教士的诠释都有变化，但是在20、30年代或者清朝末年，他削弱某一些帝国主义的观点，他要消灭这个观点要，给出全面的理解，当然一部分是传教士，一部分是商人，当然戴遂良自己是一个传教士，但是对他来说一个传教士不仅仅是让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你不会大量地让中国人入基督教，这个已经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应该告诉那些来华的传教士，不会那么成功地让中国人都入基督教，这是不会的，他说你必须先要了解中国人本身，你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的来源、背景，所以对戴学是不可否认他是一个传教士，但是他的观点不是那种从外面来的一种，他愿意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来理解中国，他们说中国有的是道教的，有的佛教的，有的接受西方人的文化，有的接受西方的概念，有的不接受，所以这种理解是他的主要观点。

　　提问：我想跟两位报告人提一个问题，宗教传播学与汉学的缘分如何？因为刚才两位教授都谈到了宗教问题，宗教来讲一般是排外的，需要把自己的主张传过去，但是传到中国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不了解中国，要向中国学习，所以这样出现了身份的转换，这种是身份的转换还是不同？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谈到今天的佛学，那里面是不是有更多的中国因素，是不是也有一个身份的转变，谢谢！

　　方立天：刚才提问的是咱们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所长，我的朋友左新平教授，这个问题涉及到有争论，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文化乃至一种文明都是不断地变化的，而且从这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将为适应水土发生变化，要适应当地的人的思维框架，价值理念而发生变化，而且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个人认为，佛家现在大方向上来说，有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所以中国佛教是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但是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一般性的发展，而是创造性的发展。

　　在我看来印度佛教最大的发展有两个，发展很多，创造的地方很多，最大的两个，一个是禅宗，一个是现代的民间佛教，因为禅宗跟一般的印度佛教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变化，我们也可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人称之为革命，另外我们现在两岸汉传佛教，强调的人生性、人间性，和原来强调的超人类的，众生必定是很广泛的，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认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都是佛教，而同样都是对佛教的一种论述，中国佛教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某些方面还有变革。这也增加了世界文化，世界宗教的多样性，丰富多彩。

　　主持人：下面是杨慧林老师，还有两分钟。

　　杨慧林：我不能做点评的，方立天是我的老师，魏若望也是我尊敬的教授，我讲两句，一个刚才两位提问的教授谈到，宗教和汉学的关系，身份转换等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魏若望教授的发言里面确实包含着非常也启发的信息，实际上耶稣会当初带着信仰和他们的文化进入中国的时候，其实也在相当长的路上接受中国的文化或者试图融化中国的文化，也许进一步说，两种文化交融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文化的代表者，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包括文化内容的某种转化，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把欧洲基督教化的时候，也常常被欧洲化。

　　第二个，我觉得在魏若望教授的发言里面提到了，早期的传教士为汉语的学习和尝试，这些东西对现代的学人也有借鉴意义，中国的汉字经常被人认为是世界最难的，苏格拉底说最难的总是最美的，但是对语言学习者来说必须要克服这个难度，早期的传教士和中国人的理解有很大不同，有很多东西是现在人所学习的。

　　另外刚才顾彬教授也提到，魏若望教授的戴遂良，方教授讲的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和圆融，这场谈话本身就是圆融，他们两位的发言让我想到两位西方学者的话，一个文化要从深层开掘它，你总会发现带有宗教意味的根基，另外一位学者说，没有宗教的对话就没有宗教的和平，没有宗教的和平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和平，所以我觉得汉学可能就是一个文明对话，宗教对话，各种不同的观念，传统的观念的拼凑，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杨教授，谢谢三位老师。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