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世界汉学大会落幕 学者陷入萨义德困局

　　世界汉学大会落幕，德国汉学家阿梅隆反击“东方主义”指责

一位西方学者正用母语记录汉学大会上的发言，而文化之间观看与被观看的困局正是争论的核心。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会议上，德国汉学家施寒微提出的观点被反复引用。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本报讯 汉学研究是否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一种后殖民主义式打量？中国形象是否会因西方语境下的解读而失真？昨天，在世界汉学大会的圆桌会议上，数十位学者抢着发言，“和而不同”一度达到白热化。2007世界汉学大会就这样在余音未尽的争论中结束了所有议程。

　　争鸣 汉学是否带有东方主义色彩？

　　说是“圆桌会议”，实际上会场设置的是方桌。尽管施寒微本人缺席，但他的观点———“研究中国与确定欧洲自身身份的课题相关”，成了最引人注目的言论而多次被引用。

　　发起争论的阿梅隆和周宁的座位相邻，而前者要反驳的正是后者五年前写的论文。他们之间关于汉学与东方主义间关系的争鸣，也成了该场会议上最出彩之处。

　　周宁在论文中认为在西方语境下理解的中国文化失去了本来面目。阿梅隆则指出，尽管德国高校的汉学仍包含在东方学的学科框架内，但这是因为德国的学科审批手续过于复杂，自己也希望未来汉学系能从东方学系中分离出来。周宁则指出，作为一种“区域研究”，汉学的东方主义倾向不可避免。

　　建议 泡

　　周宁与阿梅隆两人的发言，引发了在场关于“汉学定位”、“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分歧”以及“中国形象”的连环争论。有国内学者建议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汉学家，“应该减少泡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多留在中国，多关注大众传媒的话语，以亲身体验帮助修改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大会的“某些基本假定”也遭到了质疑。一位学者提出，将圆桌会议的议题定为“汉学的自我定位”，就默认了“汉学已经失去方向，需要重新定位”。(记者：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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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译“匠帝”更好？

　　本报讯(记者张弘)在世界汉学大会关于景教文典的一场圆桌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罗炤通过对在洛阳新发现的唐代景教经幢研究后提出，“匠帝”的译法更接近《圣经旧约》的本意。

　　罗炤表示，“匠”来源于木工的制造工艺，有“计划”、“制作”之意，符合犹太教、基督教中的含义。而17世纪耶稣会师翻译的“上帝”即为“造物主”，与道教中的原始天尊、玄天上帝等没有根本差别，容易造成中国人理解上的混乱。

　　-争论焦点

　　●阿梅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

　　“汉学跟东方学毫无关系”

　　早期汉学很丰富。从1949年到“文革”之间，汉学几乎不存在。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汉学处于恢复过程，现在则逐渐恢复到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互相合作的状态。可同时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之间的分歧也不少。近年来很热门的一个讨论话题是，一些中国学者以“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之名批评西方汉学家。有批评很正常，但里面的观点我不同意。像周宁这篇论文中提到的黑格尔等人，本身并不是汉学家。美国确实经常有人喜欢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口吻来做汉学研究，但这种趋势在美国也受到了批评。

　　在西方，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过去和现在都一样。东方学比汉学开始得早，汉学被纳入东方学的框架，这是大学内的政治因素使然。东方学实质上跟汉学毫无关系。希望以后汉学在德国能成为独立的学科，以便为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合作打好基础。

　　本报记者张璐诗

　　●周宁(厦门大学教授)

　　“需要用东方主义学说反思”

　　当时的观点现在我也未必同意。但假如汉学是一门纯粹的学术，我们就不该坐在这里，而该回到各自的文学、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去。可是我们现在能坐到一起，是因为我们在做的是一门“区域研究”。

　　既然是区域研究，便不能回避“东方主义”，并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学说去反思。

　　黑格尔是非汉学家，但一般社会理论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应当包括在构筑“中国形象”的因素之内。眼下反而是文学、电影里面虚构的内容对汉学的影响更大。如果凭借这些谈论“中国形象”，我们要质疑它与中国的现实是否相符。德国汉学家施寒微在本届汉学大会开幕那天发言提出：“研究中国与确定欧洲自身身份的课题相关，欧洲的中国研究只能在欧洲确定自身身份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我关注的是：汉学如何参与欧洲自我身份的构筑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