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匮乏：超常教育协会休眠6年 

　　教育部官员说，“中国超常儿童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吗，能不能培养出天才，我们心里没底。”

　　贺淑曼对这些小神童产生了兴趣后，开始通过资料了解何为超常教育。她发现超常教育即所谓天才教育在世界各处都存在着。

　　20世纪70年代，美国成立“天才儿童教育局”，有100多所大学对天才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英国成立“天才儿童国家协会”；法、德、日、澳等40多个国家都开始发展超常教育。

　　美国《天才教育手册》指出：“我们不应停留在仅以一种特定方式把天才学生作为一个集合从学生总体中识别出来的水平上，而应创立一种方法，对不同个性类型的天才学生给以具体的考虑。”

　　贺淑曼觉得，中国的超常教育目前缺乏理论体系，“少年班的老师都是从其他系调来的，几乎没搞过少年班教育。少年班缺乏一个科学的模式管理。”

　　贺淑曼萌生组建个超常教育学会的念头。

　　自1988年开始，贺淑曼开始四处托关系申办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

　　“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他们说超常教育应该包括中小幼人才的阶段培养，找基础教育司，说你这超常教育还有大学阶段呢，我们管不了，找特殊教育处；特教处说他们只管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贺淑曼说。

　　贺淑曼清楚记得教育部一位官员曾对她说，“中国智力超常的儿童究竟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吗，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天才，我们心里没底。”

　　我年纪也大了，

　　在北京

　　‘单枪匹马闯天下’，

　　太难了，

　　不想当理事长了，

　　谁接班呢？

　　———中国专业人才委员会理事长贺淑曼说。

　　1995年，调到北工大工作的贺淑曼几经努力，终于挂靠到中国人才协会，获得了民政部的审批。

　　由于贺淑曼身在北工大，北工大又无少年班，贺淑曼便将其一手促成的协会交给了中科大少年班，由当时主管少年班事务的中科大副校长尹鸿钧任学会理事长。

　　“截至2000年，协会除了开了个成立大会，什么事情都没做，最后中科大提出将这个学会归还给我，说学校根本没有一个超常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无力承担这个学会的发展。”贺淑曼说，她再次成为学会理事长。

　　“主要是国内这一块的专家和学者太少了。”贺淑曼说，民政部官员告知，如果再不搞些活动，协会才勉强举办了几次研讨会。

　　为了找一个新的学会理事长接班，贺淑曼找过北师大、中央教研所等单位。

　　“他们一听就说，我们不懂什么叫超常教育，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教育研究或实践单位，他们都不理解什么叫超常教育，可见中国的超常教育发展处于多么初级的阶段。”贺淑曼觉得很无奈。

　　路向何方：超常教育前路漫漫

　　贺淑曼观念是，超常教育是终身教育，而不是目前这样只针对超常儿童的阶段性教育。

　　2004年起，贺淑曼决定还是自己亲自主持超常教育学会，并开始反思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代表的中国超常教育现状。

　　“中科大少年班进行了三十年，我觉得道路是越来越窄了。”4月2日，贺淑曼认为，超常教育只面向智力超常儿童，是狭隘的，超常教育应该是培养创新或拔尖人才的，应该包括超常儿童、潜慧儿童等智力水平在中等之上的。

　　“按照传统的招生要求，智力超常儿童是越来越难找了，生源是个问题。如何评判智力超常儿童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贺淑曼说。

　　在贺淑曼的超常教育理念中，超常教育其实是超常人才教育，是终身教育，初中之前应因人施教、优质育才，大学高中应因材施教、扬长补需，进入社会因需施教、终身教育，而不是指少年班这种只针对超常儿童的阶段性教育。

　　“少年班三十年了，你问他什么教育理念，一些老师说因材施教，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好。”贺淑曼认为，少年班的孩子，性格、心理、智商、情商均处以发展时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材”根本还没定型。

　　“我觉得目前少年班要注重三个协调，学生身体与心理成长的协调；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成长的协调；学习与社会化的协调，目前中科大这块做的还不够好，宁铂等人就是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贺淑曼说。

　　4月2日，贺淑曼在给毕业于少年班的李俊凌写信。李俊凌于1987年毕业，如今是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耳鬓斑白的贺淑曼在信中说：“我经常应对媒体和北京学者的非议，感到很无助、很孤单。我年纪也大了，在北京‘单枪匹马闯天下’，太难了，不想当理事长了，谁接班呢？很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