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友：撒贝宁--我竞争我成功

　　“参赛，就像被人踹了一脚”

　　撒贝宁是在自己主持的《今日说法》后的广告中得知这次主持人大赛的。大赛的主题是选拔新的电视主持人，探讨新的主持人理念。“给人一种特别前卫的感觉，觉得很有意思，也有跃跃欲试的冲动。”撒贝宁坦率地说。

　　但撒贝宁冷静下来后，对这种比赛内心还是比较排斥的，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太好了。他的排斥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恐惧，面对竞争，从趋利避害的角度讲，撒贝宁想逃避。

　　撒贝宁当时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觉得自己是个新人，需要有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想与众选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较量出个高下；一方面又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是《今日说法》的主持人了，何必非要走这座“独木桥”，真的拿不到一个好的名次多丢面子呀。但撒贝宁有一种预感，部里领导可能会督促自己去参赛。在《今日说法》栏目主持了两年，领导认为他还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也曾提醒撒贝宁如果希望读完研究生后到央视正式干主持人，就应该尽早做一些准备，参加一些比赛也是很好的经历，所以，撒贝宁一直躲着。直到报名的最后一天，同事捎话来说，主任强调一定要你去参加这次大赛。事到如今，撒贝宁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站在游泳池边，既想跳下去又有些害怕，突然，被人踹了一脚，下去之后肯定会想这是谁干的，心里却是很感激的。我那时就抱着这种态度，终于有人帮我做了个决定。”

　　于是，撒贝宁毫不犹豫地到北广把名报了，心想，已经没退路了，干脆一闭眼豁出去了。撒贝宁告诉我，他是那种“要干就尽全力”的人。

　　当时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撒贝宁怕受干扰，在校外找了间房。比赛前夜，撒贝宁既激动又紧张。第二天早早来到“北广”，可门前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还以为自己迟到了呢，抬腕看了看手表，才突然觉得可能在时间上出现了错误，果然，准考证上的比赛时间是明天。他开始认定这不是个好兆头，直想到“好事多磨”后才乐呵呵地回了家。“你说我当时有多紧张吧。”撒贝宁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进入复赛时有50名选手，分为五组，每组10个人，撒贝宁被分到了第五组。那天，撒贝宁上场的时候，那道有关法律的专业素质题也出现在大屏幕上，现场的观众发出一阵轻微的惊叹声。“其实，我们那个组有3名选手的题都与法律有关，而且是10个选手一起抽的签，每道题的信封一字摆开，所以，我只能说自己幸运。”撒贝宁解释道。

　　对于观众的疑惑，撒贝宁开始气得不得了，“我真的宁愿抽到另一类的考题，省得被人指指戳戳。”这时，许多台里的老师安慰他，“你太年轻了，要做主持人就必须承受这些，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撒贝宁面对自己的“一炮走红”很清醒，“这不是什么好事，我还是个学法律的学生，没出校门就进了演播室，直接面对镜头说话。我不想被早早定位在主持人上，永远呆在演播室拿话筒，那样再说个一两年，我所学到的知识肯定会被掏空的。毕业后，我会选择从记者干起，这样才能直接接触社会，才能与生活挂上勾，那时我的资源就用不完了。”

　　《今日说法》录成了“春节晚会”

　　撒贝宁实在是个幸远儿，念大学是被保送去的北大，毕业后又被保送读研究生。毕业那年，撒贝宁不用忙着找工作也就比较闲在，于是，张罗组织94级的戏剧社的成员到香山排演话剧《保尔?柯察金》。那时《今日说法》刚开始筹备，就到北大法学院招主持人，老师推荐了撒贝宁，可呼机在山里收不到信号，只能面试其他的同学，走时编导留下了电话，让撒贝宁回来与他们联系。一个星期后，撒贝宁才从山上下来，得知消息后，嘴里说这么久了，编导可能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了，“算了，无所谓”，可心里却有一种隐约的感觉，“这可能是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机会。”那几天他一直在琢磨到底要不要去试一试，最后决定试试，不就是打个电话嘛。还好，编导让他马上去试镜。

　　撒贝宁上大学期间仅有一套蓝色西装，还是别人给的，特大，打了条红领带，就急三火四地去试镜。“像个傻女婿似的。”一脸孩子气的撒贝宁苦笑着形容自己。在演播室里，他结结巴巴地背了一段有关“企业破产”的毕业论文。编导急了，“停停，这是招主持人，不是让你背论文来了。”然后，递给他一张报纸，“随便找一段，谈谈自己的想法。”于是，撒贝宁就“美国一男孩因黑客被抓”一事，联想到北大的一个“邮件事件”说了一通，感觉还算自然，也有自己的观点。然后就回去等消息。两天后，撒贝宁接到了“尽早加入节目运作”的电话。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今日说法》终于在1999年1月2日开播了。“我算亲眼见到一个栏目艰难诞生的过程了。”撒贝尔感慨万千。

　　《今日说法》是个每天15分钟的节目，先播一个案例，主持人与嘉宾也就有5分钟评论的时间。刚开始，撒贝宁不知道自己该与嘉宾说什么好，一上去就围绕案子不知所云地东拉西扯，完全没有主题，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聊得摄像、导播昏昏欲睡。导播开玩笑说：“你把《今日说法》都做成一台春节晚会了。”这段日子大约持续了三四个月，撒贝宁就没自信了，感到这么久没有丝毫的进步，特灰心。有一次编导让撒贝宁进演播室，撒贝宁垂头丧气地说：“唉，你找别的主持人吧，我找不到感觉。”编导告诉了他一句名主持人的话，“你要做一名成功的主持人，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坚持。”

　　如今的撒贝宁已经对主持人有了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主持人不应该是固定的职业，而是一名记者做到某种程度，开始能代表一种声音，把自己调整好的思路告诉观众。从记者脱胎出来的主持人是我最敬重的。”

　　安徽老人送给撒贝宁的两袋姜糖

　　在撒贝宁做《今日说法》的主持人期间，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多么的轰轰烈烈，只有做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感觉让他觉得有一些些的吸引力，而一件事情却改变了他的看法，让他知道了自己现在所做的节目的分量与意义。

　　那是2001年初的一天，有一个安徽老人来北京上访，是关于法律方面的事情。因为老人以前在家时就看过《今日说法》的节目，上面的嘉宾好多来自北大法学院，老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肯定都特别权威，而且他认为找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肯定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所以来北京后，他就直接去了北大法学院，当时有个同学为老师挡驾，告诉老人《今日说法》的主持人就在北大(因撒贝宁一直在北大法学院读研究生，所以也一直住在学校)，然后就把撒贝宁的宿舍地址告诉了老人。

　　那天撒贝宁正发着高烧，躺在被窝里生病呢。老人找到他后就拉了把椅子坐在撒贝宁的床边向他倾诉着自己遇到的不平事，当时的撒贝宁因无力起床，后来他玩笑地说当时的情形就像这位老人在探望病人似的，老人说了一个多小时后，生病在床的撒贝宁知道此事自己无力帮老人什么，就给老人一些建议，让他找当地媒体，可能对于解决问题会更好一些。老人临走时非常感谢撒贝宁，还给他留下了一袋姜糖(是安徽当地的特产)。当时没有人去吃这包姜糖，直到两个月过后，老人突然又找来了，说是按撒贝宁给出的主意，事情现在进展得很顺利，他是来表达谢意的。老人的手里提着一包茶叶，一条烟，还有一包姜糖让撒贝宁收下。当撒贝宁拒绝接受时，老人说：“你要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说实在话，我不富裕，其实这点礼物在别的地方我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的，但我知道你们《今日说法》的主持人绝对不会看不起我的礼物，会觉得我的礼物太轻的。”听到老人的这番话，撒贝宁不再说任何话，把礼物收了下来，当老人走后，他才发现，两个月前老人送来的那袋姜糖还原封不动地躺在那儿，但已经坏了。撒贝宁后来告诉我，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感觉，把老人新拿来的那袋姜糖打开来大伙分吃了。他觉得当时分享的是老人的一份心意和一种事情办得成功的喜悦。

　　这件事让撒贝宁忽然理解了：法律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无意当中会成为促成一件事公平解决的一个因素。

　　现在已戴上硕士帽的撒贝宁，打算专心致志地在《今日说法》好好干一场。他对这种好好干一场的解释是：“并不仅仅是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这个栏目的收视率更高，效益更好，而是在无意中帮助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促成公平和正义，让整个国家向大家所希望的那个目标走。”认定了当主持人是自己未来几年的第一选择，有心的撒贝宁在为自己制定奋斗目标时，表现出了一种超出年龄的冷静与老成：“做一个让人崇拜的偶像，但绝不是别人见了就让签名的那种，而是做最具权威性的、让所有人都折服的那种。”

　　争气的儿子愧疚的哥哥

　　上初二时，撒贝宁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竟稀里糊涂地拿了个第一名。“在此之前，我对演讲一无所知。”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撒贝宁穿梭于各类演讲比赛，从来都是第一名，像个演讲“终结者”，每次演讲比赛，选手一听有撒贝宁参加，就“只能争亚军了”。得意洋洋的撒贝宁还产生过一个荒唐的念头，长大了就以演讲为生吧，当个演说家挺威风的。撒贝宁自称，那段学习生涯是他日后当主持人的一个必备阶段，起码学会了在众人面前说话不紧张，而这恰恰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魅力。

　　撒贝宁不仅在演讲比赛上大出风头，还曾经“造过反”呢。

　　有一次，班里选举一名同学当“体委”，可班主任却将“体委”给了另一个人。身为班长的撒贝宁认为班主任不民主，上体育课时故意刁难“体委”，还让“体委”站到队伍里去，让那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同学去“喊排”。撒贝宁的“大胆举措”赢得了同学们的喝彩，自己也自鸣得意。下午上课时，班主任气愤地问，“是谁擅自更换‘体委’的？”撒贝宁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紧接着，站起来大半个班的同学。“有这么多同学支持我，跟我‘生死与共’，我特感动。那感觉就像电影里的敌人问谁是共产党员，众人齐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一样的气派。”撒贝宁对这件事记忆最深。

　　北大每年都邀请各省的重点中学中学习好并有文艺特长的同学参加冬令营，高三那年，撒贝宁有幸去了北京。试演时，别的同学唱的多是美声或民歌，撒贝宁却唱了一首《把根留住》，“跟那些‘阳春白雪’一比，别提我当时多丢人了。”但担任评委的老师感觉还不错，问他：“你会唱民歌吗？”撒贝宁哪敢说不会呀，搜肠刮肚地想起了一首《小白杨》。“那明天汇报演出，你就唱《小白杨》吧。”撒贝宁立刻傻了眼，连夜找到父亲战友那里(他是搞作曲的)，赶制伴奏带，还请了一位声乐老师，用两个小时速成，调整发声发音，总算把第二天的演出糊弄了过去。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班主任通知他“你被保送念北大了”时，撒贝宁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回宿舍收拾书包时眼圈红红的，同学不解，“你被开除了？”

　　一直与我聊得神采飞扬的撒贝宁提起妹妹时，满脸的愧疚。“从小我父母总拿我教育妹妹，这给性格内向的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我来北京念书后，每逢节日接到的第一张贺卡准是妹妹寄来的。我就买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回报她。其实，她想在我这里得到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个能与她在心灵上沟通交流的哥哥，可我总把她当成一个小女孩，对她爱理不理的。妹妹20岁生日那天给我打来电话，我忍不住哭了，心里有一种特别疼的感觉。等春节回家，我一定要跟她坐下来好好聊聊，我有时真怕把这份珍贵的兄妹情丢了，那将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损失。妹妹打小就特别懂事，听话……”撒贝宁的声音哽咽了，几次把头扭向窗外。

　　撒贝宁自述

　　我是武汉人，不过还好，说普通话时几乎没有南方口音，原因很简单：我母亲是北方人，而父亲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了，普通话一直是家里的官方语言；我从小又在部队院里长大，那里和大学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只有选择普通话才能让别人明白自己。

　　1994年我非常幸运地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在度过了四年无忧的大学生活之后在面临毕业时正赶上《今日说法》栏目在筹备播出。经过挑选，我被吸纳进了这个集体，直至今日，工作就是说法。我的好些同学当了律师。大家聚会时我常有一种离群的感觉。不过转念一想，其实大家干的工作差别不大，首先都是要说话，只不过律师说给对方律师和法官听，而我说给观众和嘉宾听。好在嘉宾们都极有涵养，不会像对方律师那样动不动跟你急，其次律师怕法官，而主持人则怕制片人，因为他会审你的节目，而一旦觉得不满意还会毫不留情地“咔嚓”掉，行话叫“枪毙”。被“毙”的感觉和败诉没有什么区别。最后是都有观众群。律师的观众群在旁听席上，就和他面对面，而我的观众在自己家里的电视机前，跟我没准能隔着长江黄河。

　　本科毕业之后，我又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研究生院。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双重身份(法律系学生和法律栏目主持人)穿梭在燕园和中央台之间，而这一忙又是三年。三年中最大的感受是个“累”字，但是每每想到镜头那边无数双渴望依靠法律寻求帮助的眼睛，我又觉得自己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