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友：樊锦诗--北大走出的“敦煌女儿”

　　熟悉敦煌的人应该也熟悉这样一个人——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一个被人们亲切的称为“敦煌的女儿”的北大校友。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守护国宝四十多年，为敦煌这个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默默奉献。由于她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樊锦诗以绝对优势当选由《人物》杂志等单位组织评选的“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那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主流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青年人的人生走向。1963年，当她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她选择去了敦煌，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

　　初到敦煌时，单位的居住条件比较差，房顶都是纸糊的，很容易破，晚上老鼠在屋顶嗖嗖地跑，噗通一下就掉下来了。不怕苦不怕累的樊锦诗偏偏最怕毛茸茸的老鼠，常常被吓得不得了。但是，敦煌的恶劣条件没有吓倒她这个生长在上海的女孩，她以苦为乐，潜心钻研，扎实工作，为文物保护默默奉献青春和热情。她对敦煌考古学断代分期领域的研究贡献尤其卓越，至今学术界还在采用这项成果。

　　1963年，樊锦诗的男友彭金章也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却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开始时，他们约好樊锦诗在敦煌干三年后就回武汉，一起好好生活。然而，刚到敦煌的樊锦诗一下子就被这里征服了。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结婚之后也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而且一分就是十几年。敦煌、家、丈夫和儿子，都让樊锦诗牵挂，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敦煌。直到1986年春节，彭金章为了成全这个家，调离武汉大学，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他不仅支持妻子的工作，而且在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做出了突破性的发现，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梱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重重：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樊锦诗所说的敦煌急需要抢救和保护的现状绝不是危言耸听，她对当时的有关主管部门领导说，如果敦煌也梱绑上市，文物局也就关门吧，她这个院长的帽子也不要了。返回敦煌后，她依然寝食难安，经过慎密思考，再次向上级部门写报告，重申将敦煌梱绑上市的弊端。经过樊锦诗的不懈努力，一场将敦煌梱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她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2003年，樊锦诗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议案，详细描述了“数字化敦煌”的设想。如今， 66岁的樊锦诗正在为这项计划奔忙着。

　　四十多年来，樊锦诗以母亲对孩子般的慈爱呵护着敦煌的文物。虽然樊锦诗对于自己40年来所做的工作自谦为“瞎忙”，但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却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