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友：魅力人生田晓菲

　　北大校报记者 杜娟

　　初识田晓菲，是在许多年前。那时的我，惊异于她写诗的聪慧与才气，更感叹于13岁的她竟可以踏入北大的门槛。于是，即便许多年后当我也踏入了那道门后，“田晓菲”依然是心底遥远而笼罩着神秘光辉的一个梦。

　　2004年夏，亚运村五洲宾馆云集了来自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大家就“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进行对话与交流。在这里，我意外地见到了陪同丈夫宇文所安前往论坛的田晓菲，并有幸与她促膝长谈。

　　尽管早已耳闻田晓菲在前一天的论坛上力辩群雄，英姿飒爽的风采，我依然难抹心底少年时就建立起来的关于她的印象：她应该是有着智者的灵气与聪慧，还应该有一点点诗人的敏感以及柔弱。直到真正见面，这一印象才被彻底改写。

　　按响了田晓菲房间的门铃，伴随门打开的是一串爽朗的笑声，火红的长裙、赤足，田晓菲的热情扑面而来，更让人为之惊讶的是她那两道浓黑的眉，透着果敢与韧性。我不由生出这样的疑问：这是田晓菲吗？

　　落座后，话题层层展开。

　　我的脑海中依稀浮出田晓菲的经历：1985年经过北大英语系、心理学系、中文系老师面试，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而当时仅有13岁的她，以与天俱来的才情和聪颖，已出版两本诗集。从北大毕业后，田晓菲远赴大洋彼岸求学，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哈佛大学任教。

　　沉浸在古典文学的蕴涵中

　　话题自然直奔她目前的教学与研究。田晓菲现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主攻诗歌方向。谈起这一兴趣的形成，田晓菲告诉笔者：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阶段：魏晋、晚明和文革时期，从文化上看都是很有意味的，而按一般的想法这三个阶段都是乱世，文化上比较荒芜，其实不然。魏晋、晚明在文化上都很有创造性，文学成就辉煌。田晓菲特别强调梁朝：“我觉得梁和南朝的陈、齐非常不同，它的历史整整蔓延五十年，时限相当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和。但传统文学史对其评价偏低，认为这是一个贫弱、苍白的时期，事实上并非如此。

　　谈到关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时，田晓菲坦言：我们确实失去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比较少。“但跟陈、齐比较起来，梁朝的资料已经很多了。而且，比如说我们一直很推崇陶渊明，但他留下来的诗文总共不过一百五、六十篇，而梁景文帝一人留下来的诗，就至少有二百五十篇以上，尽管这其中许多是碎片和片断，但从数量上看还是很充足的。”田晓菲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体悟，这些均会反映在她将要问世的关于梁朝宫廷文化的著作中。“我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阐释，注意到一些前人未曾关注的东西，我尤其喜欢梁朝的诗歌，觉得具有一种特别的美感。”田晓菲如是说。

　　从未远离诗歌

　　在人们的记忆中，田晓菲这个名字自然是和诗歌联系在一起的，而事实上，她也从未远离过诗歌。谈起最初对诗歌的兴趣，田晓菲坦言是家庭的影响和一点点生来的天赋。由于父母都从事文字、文学工作，从小田晓菲就喜爱读书，而家中的藏书则成为她阅读的宝库。除此之外，父母的引导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饶有兴味地回忆了家中每逢周末的诗歌比赛：那时，家中的书卷气很浓厚，父母与孩子们一同写诗，然后认真地进行评选。“我的父母都很民主，对孩子没有家长的威严，从不进行体罚”。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田晓菲俨然一个乖巧、热爱学习的小女孩，也难怪她的母亲会经常跟人抱怨，说田晓菲常呆在房间里几个小时读书，不肯出去玩。

　　当谈及近况时，田晓菲坦言自己现在还写诗，零散地发表了一些，近几年没有结集出版。当问到在接受了系统的文学训练后，是否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时，田晓菲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风格自然会改变，但不一定与文学训练有必然联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一个人的人生经验、体会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这其中可能和阅读也有关系，而我并没有自觉地去注意。”

　　中文系可以培养出作家吗，学者们对此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此，田晓菲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没有灵感和才气，不喜欢写诗，是无法成为诗人的，但并不是说中文系毕业的人一定不能成为诗人和作家。

　　研究也是一种有诗意的创造

　　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灵性，似乎是一对天生的矛盾，而在田晓菲身上，这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谈起学者与诗人的差别，田晓菲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虽然文学创作不同于学术研究，写散文和学术论文的风格、路数都不一样。“但是，就古典诗歌而言，我常常觉得研究也是很有诗意的一种创造，因为诗本身就是一种美。”相对于严谨、枯燥的学术考据，田晓菲更喜欢在考证材料的基础上，揭示古典诗歌、文字的美。“如做不到这样，古典诗歌研究对我而言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每当我具体分析一首诗歌时，我总希望能把它的美传达出来。我觉得这种研究和我写诗、喜欢诗是结合在一起的。”

　　也许正是以因为钟情于古典文学内蕴的美，田晓菲认为现今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有时候太理性”了。“很少见到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很激动地讲述一首诗为什么美，我觉得大家应当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这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所在。”

　　西方有一句古话说：过去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古典文学，不仅是外国人觉得很遥远，其实就是当代的中国学者，与古典文学之间也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文字障。在经历了文化环境、欣赏趣味的很大变化之后，现在人如何回到遥远的古代、去欣赏它？田晓菲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典文学学者不应该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截然对立，壁垒森严。“这样太保守了一点，等于是给自己画地为牢，最终古典文学只能属于几个学者，对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生活毫无意义可言。我特别希望能从更狂阔的视野来看待古典文学研究。”

　　聪明是不值钱的

　　作为一个诗人，才情在田晓菲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她本人对此的理解却着实出人意料：我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勤奋。她举例说，自己跟丈夫宇文所安工作起来都是很投入的，“我们每天都工作10-12个小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觉得一天很浪费。”在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家中，田晓菲与宇文所安一人一间书房，“如果我们在一间书房，就会互相说话，无法工作了。”田晓菲与身旁的丈夫相视而笑。

　　“人们常说要安于寂寞，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因为做学问本身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我们非常喜欢自己做的事。”田晓菲的言语中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同时她对学术积累也有很深的感受：“我和所安都很喜欢扎实的基础，进行大量资料考证，然后结合深刻的视角、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这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知识的积累，如果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心学术，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中国古典文学资源非常丰富，即使是一个历史时期，资料也浩如烟海。进行文学研究不仅要看文学资料，还要看史料，正所谓文史哲不分家。” 田晓菲甚为重视积累自身宽厚的文化背景，同时她坦言自己是一个对诗和文字比较敏感的人，喜欢逐字逐句的细致阅读。“当然，研究古典文学，才情很重要，但如果没有10个小时的积累，才情就没有什么用处。”宇文所安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他的父亲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常告诫自己的儿子：聪明不值钱。“聪明的人很多，但最终能用聪明创造成就的人很少。”这一观点激励宇文所安不断勤奋工作，同时也成为与田晓菲的共识。

　　中国文学研究在哈佛

　　田晓菲与丈夫共同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她向笔者介绍了哈佛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情况。在东亚文学系，中外学者的比例大致保持在1：1，“中国文学应该得到世界上更多人们的喜欢和研究，不能只是中国人教给中国人自己。”

　　谈到中国大学与哈佛的最大不同，田晓菲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常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紧迫感正来源于中国与西方大学建制的不同。“中国学生的系别、专业是经过分配的，保证每个老师有一部分学生，学生数量跟与老师的教学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而在美国则截然不同：一个老师如果上课没有经过精心准备，讲得不够精彩，不能吸引学生，那么他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少；同样，一个系如果不潜心经营，同样面临消亡的危险——因为一切都是建立在学生自由选课的基础上的。

　　在美国，每个大学中国文学的研究情况也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比如哈佛中文系80年代初只有两个老师，现在已扩展到7、8个教师，在美国算是规模非常大的，学生也很多。田晓菲向笔者介绍了中美大学的另一点重要差异：在美国大学每个教授都有权利、义务参加系务，招聘学生，而系主任只是所有教授的代表。田晓菲认为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系内的每个人都会为此投入很大精力，因为如果不好好工作，整个系的地位就会在学校下降。另一方面，教学和研究得到了紧密结合，一旦有教学危机，不仅教师、整个系的存亡都会密切相关，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国内大学的制度则不同，每个系的学生数目是固定的。虽然一些学校对自由选择专业及课程进行了积极尝试，但却出现了学生严重不平衡的结果。作为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着中国大学的教改的学者，田晓菲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同时她认为自由是相对的，大学的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和宇文所安”

　　在采访田晓菲的过程中，他的丈夫宇文所安始终坐在她身旁，脸上的笑容中充满了甜蜜与幸福。由于语言沟通的问题，笔者的大部分问题由田晓菲回答，而宇文所安微笑着聆听妻子的讲述，不时进行补充。

　　宇文所安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与田晓菲是同事。在田晓菲攻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时，宇文所安曾经是她的导师。谈起他们的恋爱故事，田晓菲认真地说：“首先要澄清的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是严格的师生关系。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们开始用email交流，谈论各种话题，尤其是和文学有关的。”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历程之后，田晓菲与宇文所安终于结百年之好。“我们都觉得自己都找到了真正的知音，我们是同年同月生，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缘分，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田晓菲的快乐溢于言表。“唯一不同的是，我喜欢唐朝，她喜欢南朝”，宇文所安风趣地补充道，“不过，我们都很喜欢诗”。

　　人们时常会疑问跨文化婚姻是否有文化交流的问题，作为“局内人”，田晓菲说：“我觉得文化差异是有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他只是觉得我就是田晓菲，我觉得他就是宇文所安，一个人不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她向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哈佛大学的包弼德，妻子是日本女人，也曾碰到别人问类似的问题。包弼德当时愣了一下，似乎在意识中从来没有这个概念。田晓菲认为只要两个人相互适应就好，她拿目前两人的生活方式为例，认为很难概括其是中式还是西式的。“我更多地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他的个性和背景关系较为密切，因为即便是生长在同一种文化下，生活方式也有诸多不同”。“我们是跨国公民。”宇文所安笑谈自己，不过他还是透漏了一个小秘密：他更喜欢吃中国菜，并且很得意自己的拿手好菜：蒜头鸡翅。

　　古典文学界中女性声音的缺失

　　从诗人到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到大洋彼岸的异域，田晓菲带着朗朗的笑声一路走来。身为女性，她对于自身的性别身份也颇多感触。

　　“20世纪的中国国学大师，没有一位是女性”田晓菲一语惊人。在看到这种社会现实的同时，她不失学者的冷静与睿智，“我很同意来自台湾佛光大学的龚鹏城教授的话，我们应该批判那种简单化的女性主义，认为历来是男性欺压女性。事实上，阶级和身份在这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以传统社会为例，社会阶级比较高的女性，同样会欺凌男性，并且包括与她同性别的人，一个女主人绝不会对待她的女仆像姐妹一样。田晓菲认为，简单的女性主义会把男女分成两个阵营，形成一场关于性别的战争，一点好处都没有，同时对男性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但她同时认识到，这种划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比如为了争取女性的独立——美国60年代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

　　“中国古代历来有歌颂女性、尤其是才女的传统，包括男性也很赞赏他们，从李清照到明清女诗人，她们吟诗结社，出版诗集。现当代也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女诗人、女作家。”但更令田晓菲关注的是，经学、史学的研究在传统上是没有女性涉足的，即便她们做过一些评论，也比较零散，没有一本系统著作。“在美国的史学研究界也是男性占主导地位，这是一种社会大气候，并不是女性本身问题。”田晓菲还提到近年女性找工作所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她说：“以前受革命话语的保护，国家分配，男女的工作机会平等。现在自由开放了，不仅在学术圈，在任何工作领域，女性都受到了变相的歧视。”

　　在所研究的古典文学领域，田晓菲尤其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都有一些成功的女性学者，而在古典文学界，很少见到女性。”田晓菲的话语中充满忧思。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女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应该更好地探讨这种文化现象背后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