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性援助之后 灾民该怎样重塑生活

　　“你爸爸妈妈呢？”--“不知道。”“你空下来做什么？”--“练大字，抄古诗。”“为什么？”--“因为妈妈教我练过字。”近日，记者随香港、上海两地社工专家走访绵阳，一位来自北川、父母失踪的男孩陈小刚(化名)这样与专家们交流。这位寡言而敏感的男孩还拒绝了别人想要塞到他手里的钱。

　　从地震中幸存的他们，坚强、自尊而敏感，但又脆弱、茫然而孤独。家园正在重建，而心理如何疗伤，生活如何再塑？在沪、港两地专家的指导下，上海正在组建国内首支开赴灾区的社工队伍，预计首批20名专业社会工作者将于6月中旬深入灾区，帮灾民“重塑”生活。估计此类社工工作将持续几年乃至十几年之久。

　　如何重建“心灵家园”？

　　15岁的陈小刚不愿过多讲述10多天前那场可怕的遭遇。没说几句话，他眼中就有了泪光，随即撇过头去。地震过后，他父母失踪了。目前，他和许多同邻人一起，在绵阳高新区实验中学里搭起的帐篷教室里读书。

　　“这是一个心理受伤的孩子。”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宇莲说。在交谈中，她还流露要给男孩一些钱的想法，但马上遭到礼貌的拒绝：“谢谢阿姨您的关心，但我不能要你的钱。”

　　这周，一支由上海市民政局组建、由本地及香港两地的社工专家组成的评估团对绵阳的多个安置点进行了考察。张宇莲是其中一员。记者随团在帐篷教室里看到了许多孩子“非常”的表现。比如，他们在课堂上大叫着和由大学生志愿者担任的老师讲话，索要老师手中的书本；一些男孩听到“你们灾民……”就不愿说话；一位一年级的羌族女孩，身穿靓丽的民族服饰，遇有人拍照，就狠狠地瞪一眼，随即扭头不再理人。

　　评估团成员、香港资深社工专家梁魏懋贤说：“这次地震，对所有的受害者或救助者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导致许多负性情绪，如恐惧、震惊、悲伤、焦虑等等。”张宇莲说：“他们内心的创伤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恢复，如果有些情绪长期得不到表达，就会以生病等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引发破坏性行为。”

　　　“救急”之后，灾民有更细化的服务需求

　　目前，集中安置的灾民们正陆续返回家乡，暂时居住在当地新建的小型安置点，并在政府帮助下开始重建家园。比如，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最多时曾安置13000多名来自北川、安县等地的灾民，目前人数已减少到四、五千，并将在约一周内全部返乡。安县高川乡村民王云芬在地震中房屋倒塌，连一根筷子都没抢出来。21日遇到记者时，她刚买了塑料薄膜和镰刀，“塑料薄膜要盖在新搭的棚屋上，镰刀则用来割麦”。

　　但说到将来的生活，她又显得一脸茫然：“谁知道怎么过呢，有时想想不如死了算了……”安县永安镇灾民安置点居住着约800名灾民。专家们走访发现，由于灾民来自不同的乡、镇，彼此都很陌生，呆在各自帐篷里很少走动。相识的人则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或者靠打牌打发时间。孩子们失去了同学，或者独自看书，或者一脸茫然地看着门外。灾难过后，生活得到了暂时安置，但一种隔膜、压抑的气氛正笼罩在人们心头。

　　在附近的跃进村，有些村民还对不知从何而来的宗教类读物表现出浓厚兴趣。绵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明桂坦言：“眼下的重点还是抗险救灾、安置灾民，对他们的心理、精神、社会融合等问题，一时还无力顾及。”张宇莲说：“地震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在‘救急’性的援助过后，成年人、孤老、孤儿等各个群体的服务要求已经细化，有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如何帮助他们较快地重塑生活、重建社区，是一个迫切问题。”

　　着眼于心理援助和社区重建的“社工”将进驻灾区

　　在沪、港两地专家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上海市民政局正组建专业的“社工赴灾区援助团”。23日，数百名社工接受了第一次培训，他们中的首批--一支由注册社会工作者、高校社会工作系学生等组成的20人队伍将于6月中旬赶赴绵阳灾区。据悉，这是内地首次由专业社工进驻灾区提供服务。

　　社工即社会工作者。由社工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干预、精神抚慰、关系重建是国际社会救灾工作的普遍做法。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介绍，上海是社工职业化、专业化起步较早的地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汶川地震发生后，上海市民政局即通过视频会议，邀请沪、港、台三地资深社工专家就组织社工赴灾区开展援助等问题进行了会商。

　　“对灾后表现出哀伤、悲愤乃至狂躁的人，社工会告诉他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要允许他表达内心情绪，并帮助他重新融入学校或社区，社工就是这个一路陪伴他的人。”香港资深社工专家梁魏懋贤说，比如，在临时安置点应该为孩子们设计集体游戏，让成年人们也能彼此尽快熟悉，并及时传递相关信息，减少他们对将来生活的不确定感，这些都可以由社工介入。

　　据介绍，上海“社工赴灾区援助团”将分批在灾区各个安置点建立服务站，为灾区群众的“心理康复”提供更多支持，并帮助人们重建社区、重塑生活，同时培训当地志愿者。预计这一工作将持续几年乃至十几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