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泓霈

　　谴责杨老师是应该的，但笔者以为，及时出台教育惩戒细则，才能杜绝 “杨不管”现象。

　　过去，我们曾有工读学校，对一些学生实施必要的“教育惩罚”。可今天的法规似乎过分保障了孩子的权益、呵护了学生的自尊，虽然是社会观念的进步，但是教育者批评权、处罚权的行使受到了过多的捆绑。

　　只要教育行为的实施是在关爱的基础上，哪怕是适当惩戒，也不该受到责难，而应得到理解支持。这是教育发展赋予教师不可或缺的职业权力，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

　　事实上，很多国家至今仍保留教育惩戒权，制订了惩戒细则。如新加坡校长、副校长和纪律事务长有权用藤条对违规学生进行体罚，但“对象限于男生，部位限于手心和屁股，必须有见证人在场，体罚后写成书面报告，并立刻通知家长”，规定十分详细而明确。

　　“让惩戒细则看守教育”，可避免教育者的权力滥用、粗暴倾向，又可强化学生的规则和服从意识。为此，很多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都在呼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教育惩戒法规，实施师生公平保护机制。我们在要求老师担负起更多的“责”的同时，更需要赋予老师相应的“权”和“利”。只有“责、权、利”三者有机结合和协同作用，“杨不管”事件才会真正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