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欲哭无泪”的内心表白，引发了公众对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离任无限的遐想。对于外界普遍流传的其可能被“潜规则”了的传言，王旭明坦言，“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准确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而个性化语言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传播效果能达到90分，我宁愿选择后者”、“我是很傻，但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不了解的地步。选择了这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7月24日《东方早报》)

　　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新闻发言人，能做得像当红明星一般不断给舆论带来一波又一波的话题快感，离任比上任还风光，我很佩服并羡慕王旭明，这多少也为严肃有加、活泼不足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带来些新鲜空气。

　　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基本还是个新行当，在众多号称“新闻发言人”的官员穿新鞋走老路的时候，很多新闻发布基本成了照本宣科，加上汉语言博大精深，这些年的新闻发布会也有不少只是在普及比“无可奉告”更委婉柔性的表达而已。这个时候，满嘴跑火车的王先生不断抛出些惊世骇俗之论，就如同黑色天幕中的星星，很有观赏趣味。王旭明先生是成功的，不然不会有报纸连篇累牍的赞赏，不然不会有“媒体”的鲜花与掌声。只是，五年之后，我还是忍不住想提一个煞风景的话题：王先生发表的“另类”言论里除了“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范跑跑无耻论”……我们还记得些什么？

　　非典之后，新闻发言人制度亲切拥抱了我们的公共生活。按理说，这一制度不像“快男超女”，捧红一个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政策本身充满口水况味。新闻发言人可以个性表达，但是其本质属性应该是制度性、公共性、客观性。给一个新闻发言人打多少分，恐怕不能看他吸引了多少眼球，毕竟，新闻发言不是行为艺术——阐述话题比制造话题更重要。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为什么那么红？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离不开王旭明先生的个人努力外，恐怕更离不开当下中国教育的尴尬语境。有问题，才被关注；有期待，才有诉求；有质疑，才有声音。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底线，教育部让人“牵肠挂肚”的表象背后，是中国教育界问题迭出，亟需寻求解答。如果新的教育制度无法承载公众的价值期待，这个时候新闻发言人再火上浇油，想不出名也难了。

　　如果没有王旭明先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会不会还那么红？作为学生家长的我、作为曾经是教育工作者的我，真不希望接任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继续走红。毕竟，全民关注教育与全民热议教育问题是两码事，就如同不能看见脸肿的就恭喜人家有福相一样。 (江苏 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