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10月，对于教师职业而言夹杂着一丝悲凉，发生在山西和浙江的两起“弑师案”引发社会对于这一职业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对此明确表示，教师正当使用的惩诫并非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对学生的一切行为都给予包容、甚至迁就的做法。据悉，教育部门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帮助教师正确区分合理的惩诫和体罚以及变相体罚。(《北京晨报》10月28日)

　　这位负责人提出的是一个很现实、也很迫切的教育难题，即对学生如何惩诫、甚至能否惩诫的问题。由于一些教育理念的模糊或是由于现实压力的存在，教师对学生的惩诫权以及相应的方式方法，已经被糊里糊涂搁置了多年而未予真正明晰。毫不夸张说，这已经给中小学教育带来了一些较为严重的后遗症。

　　当前，由于缺乏明确的可以应用的有效惩诫方式，在中小学教育中已经发生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不管”，二是“乱管”。因为没有明确的惩诫权撑腰，相当多的教师陷于技穷之窘，类似“杨不管”事件，可以说就与教师惩诫权的空白干系很大；还因为没有可资参考的科学惩诫方式，有些性急的教师便祭出了肢体暴力，使得体罚难以绝迹，因为这是最省事最直接的惩诫办法。

　　对教育惩诫办法确实不能再糊涂下去了！笔者认为，首先要明确教师的惩诫权；其次对教育惩诫的原则及操作方式应予规范，澄清概念，划定界限。总之，既要使教师们“有所适从”，又要防止过度惩诫的发生。

　　显然，在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惩诫是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规则不成社会，没有遵守规矩规则的好习惯难成文明人。但对每个人来说，规矩不是天生就明白的，而且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需要克服。特别是，受到发育水平和阅历所限，少年儿童对很多事情的是非观念往往并不是很明确。很多时候，要让他们更好地记住规矩、克服弱点、明辨是非，予以适当惩诫可能是一种无奈、一种不得已，但效果却有可能更明显，因为这将使孩子们虽“未明事理”，却“预知对错”。

　　如果从理想化的角度出发，一概硬性拒绝惩诫教育的方式，剥夺教师的惩诫权力，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而这恰恰是正在广泛发生的现实。目前的教学制度设计中，一个教学班普遍都是四、五十人，管理这样一个集体，如果不树立一套惩诫的办法就会引起混乱。更重要的是，教师对学生的惩诫权力实际上也是剥夺不了的。对一个教师来说，其“对学生进行惩诫的权力”和“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力”是共生的，不赋予教师惩诫权，很有可能导致课堂软暴力的产生，哪怕语言节奏上的变化、表情上的示意，甚至某些正面的表扬，都可能使学生遭遇压力。如果非要说惩诫是一种“加害”，则这种软暴力比明确的惩诫“加害”尤甚。即便两“害”相权，对教育惩诫也不能一概否定或态度暧昧。

　　完全理想化的教育方法是不存在的，单纯的说服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辅以惩诫的教育是跛脚的教育。明确了教师的惩诫权，规范了可以采用的惩诫方式，教育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而且这样还可有效消除师生之间因惩诫和被惩诫而引起的隔膜，课堂暴力将因之减少而不会增多，学生的尊严和人格将因之得到保护而不是破坏。(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