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保护大学生态》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表达过某种守旧情调：“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北大）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

　　的确，怀旧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力量，例如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在这所校园里提到蔡元培的名字，都至少会感到一种制衡。不过，此后的事态发展，以及伴随着这些事态而来的、不厌其烦却又于事无补的老生常谈，却又在另一方面提醒了我——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陷阱：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哪怕姿态最激进的学者，都会随手掏出一套喋喋不休的怀旧说辞来，似乎这种教育机构最初在理性的设计下，确曾享有过某种莫须有的黄金岁月，而此后便只能是无可挽回的堕落了。

　　尤其在所谓“大学理念”的问题上，情况更加严重。大家早已见惯不怪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从没把自由主义价值放在眼里的学者，也马上要祭起所谓liberaleducation的大旗，而忘了无论借着它的历史语境而把这个英文表达发挥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其实都掩盖不了它最原初最结实的本意——“自由教育”。同样讽刺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最反感抗拒西方霸权的学者，也马上要端出约翰·纽曼的“大学理念”来，而忘了那位英国红衣主教原本只认定大学的使命是要在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之内提供知识，故而预埋了强烈而褊狭的西方文化之根。“文明”对纽曼而言，几乎没有超出地中海世界的疆域与文化。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正因为这样，必须警惕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一旦谈论起大学，总是贪图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变应万变——误以为只要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略加寻索，就准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预制好的万应良药来；甚至，即使很显然当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把那些理念弃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剑地认为：只要能坚持表现得比西方还要西方，就一定会医治好当代中国的大学。

　　就像一个黑漆漆的三岔口，人们甚至都不打算弄清挑战来自何方，就摆出招式伸出拳脚想要应战。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再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这样隔靴搔痒的空疏议论，姑妄听之也就罢了，要是真想用来祛疾伐病，那还不耽误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