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重建当代中国的大学精神？欧阳康教授最近出版了《大学·文化·人生》一书，他从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的双重角度出发，围绕大学与文化的一系列问题，在书中进行了梳理和反思。近日，记者就这一话题与他进行了交流。

　　记者：您在书里谈到，当代大学面临着一种大学精神的重建。您对大学精神是怎么理解的？

　　欧阳康：在某种意义上，创办大学就是创建一种精神。真正的大学发端于中世纪，最初是神学院；它的产生满足了时代的需要——知识经过长期不断的积累与创造，小规模的教学形式已经满足不了高端知识传播的要求。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方“市民社会”兴起，呼唤一种世俗化的、规范性的社会，要求走出神性的束缚。宗教内部产生了改革的呼声，神学院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意义的大学应运而生了。这意味着人类文化的一次整体提升；而大学所具有的精神，就是人类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凝结，是人类追寻卓越的超凡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性中理想光辉的放大，并且要求以一种学科化的方式加以传承。

　　记者：现在大学的功能已经不限于传承了，还要创造，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创新”。这是不是也应该成为大学精神的一个方面？

　　欧阳康：是的。德国大学发展中提供的“洪堡模式”反映了这种要求。因为人的超越性借助科学技术得到不断的提升和放大，于是社会对大学的要求也变化了，它要求大学在传承知识的基础上增加革新知识的功能，不断开拓人类智慧自我发展的道路；而这种人类精神的自我提升，也需要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加以保障。后来大学精神在美国大学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那是一个“市民社会”非常发达的地方，它又要求大学具有更多的“服务社会”的功能，“服务社会”就要求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变得更加系统和规范，使大学成为社会加速发展的推进器。大学精神又丰富了一层。

　　记者：这种大学精神在中国大学的发展史中是如何体现的？

　　欧阳康：从理论层面上讲，东西方的大学精神都是共通的。但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大学和西方的大学有所不同。

　　中国大陆的大学，比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主要是学习借鉴西方大学模式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具有浓厚的殖民和封建色彩，再加上战争的干扰，使中国大学也很难走出一条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第一阶段。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发展迎来了第二阶段。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客观地讲，是中国大学精神在曲折性中发展的时期。这时中国大学向苏联学习，强调大学教育的直接应用性，走分科化和专业化的道路，结果是原有综合性大学大多被解体了，留下了理科和文科，其他的学科被分离出来，成立了大量的工科、农科、医科、政法、财经、师范类院校等等。学科专业的分离造成了知识体系的分割，大学精神也难以保持其“大”。“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第三阶段，这时候的大学完全忽视了传承知识和发展文化的精神。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大学教育才迎来了它的“破冰之旅”，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知识和教育体系，并在改革开放中孕育大学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阶段。

　　我还要着重指出的是，1998年以来中国大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甚至可以说进入了发展的第五阶段。这个时期开始了高校扩招和部分高校合并重组，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现在社会上对这件事情有很多议论，但我觉得事实上，它使得一些主要大学学科交叉与融合得以展开，真正开始具备综合化教育的能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可能。这既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片面化发展问题的有效纠正，也为中国高校恢复和重建大学精神提出了要求，提供了可能。

　　记者：您对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有怎样的展望？

　　欧阳康：我想，我们应该着力解决如何让大学教育真正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趋势，让我们的大学能够更加自觉和有效地适应并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记者：您认为在未来，我们建设大学精神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欧阳康：建设大学精神的思路就是不要追求统一的和固定的思路。我们不能指望出现一种固定的、现成的大学精神模式，来指导我们向它靠拢。从大学精神的发生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出现，是人类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的象征，是民族精神时代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各个学校的个性化办学理念的一种提升，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变革的概念，是一种具有引领功能的趋向和态势，可能具有多样化的丰富内容。我们可以从人类精神、民族精神和学校精神三个层面的交融中探讨和创建大学精神，但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单一的和固定的思路来指导我们进行建设——它要求我们不断地对现有的问题进行反思，同时引领我们积极地去追求更高端的人类文化。(实习生 张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