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沈阳一贸易集团的总裁于博接到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判决书。据此判决，于博诉清华大学“总裁班”质量缩水一案，法院驳回了于的诉讼请求。但一位“深喉”级人物张家麟主动联系到于博并表示声援，他声称，将把和自己有培训协议关系的北京大学诉诸法院。张自己讲，北大培训中心在与他合作时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盖章和收钱。此类培训班的授课教师中，一流院校博导每天的报酬是1.5万元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于丹6万，张维迎8万，郎咸平10万，易中天12万……。（据《燕赵都市报》）

　　大学的功能一般包括三方面，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其中，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向社会提供继续教育服务，是最基本的社会服务之一。国外名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大学，在继续教育方面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但相比之下，有的国内高校的各类继续教育培训班却把高校品牌作为“摇钱树”。在这样的培训班中，其他相关者似乎都获得了自己想得的东西，只有高校既没有得到任何培训收益，又赔了自己的品牌——对受培训者来说，除少数人对教育质量提出诉讼之外，大多数人是冲着大学的名气，以及参加这样的培训班可以结交各界人士而来，相较于几万元学费，上名校培训班的经历以及由此建立的人脉，显得更加重要；对组织培训的机构来说，利用高校的金字招牌，只要能招来足够多的学员，然后请来像样的师资，就可坐地分钱；对于授课老师来说，只要培训机构肯付高酬，也乐意为之。

　　说起来，上述三方各得所需，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只有当某些组织者、授课者实在离谱，才会惹出事端来。但仔细推敲一下，却发现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冠名的大学究竟对培训班的办学质量进行了怎样的把关？如果没有把关，对社会辐射优质办学资源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培训班对学校的品牌将产生严重的削减作用。因为如果只管盖章收钱，学校就无异于学店。

　　其次，冠名的大学是否从这些培训班获得回报？高校通过继续教育进行社会服务，不同于全日制学历教育，虽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可有一定的收益，用于支持全日制教育。据报道，香港大学的专业进修学院每年收入达十几亿港元，对香港大学的办学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如果国内高校冠名的各类天价培训班满天飞，但高校自身却未得任何收益，那么，高校为何同意举办培训班？是这些培训班“冒名”，还是有其他隐情，值得深查。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高校需从知识产权角度，要求相关培训班停止侵权，并追究它们的责任；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应要求高校透明财务管理，搞清冠名培训班的收益究竟到何处去了。

　　再次，此类培训班该怎样支付授课者报酬？从市场角度看，知名学者上课获得相应报酬，无可厚非。但从教授、学者与学校的关系来看，假使某教授是某学院的院长，学院之下办有各类培训班，教授去上课可拿几万元出场费，而最终培训班上交学院、再由学院上交学校的收益却相当之少，人们就不禁要问，这培训班岂不是假学校之名谋自己的利益？冰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