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 义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了帷幕，1000余万考生的命运开始分野，这样宏大的场面足以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相媲美。

　　巧合的是，就在高考结束的当天，2009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在北京发布。蓝皮书指出，2008届大学毕业生中仍有16.51万“啃老族”——无工作、无学业、没有求职和求学行为者。按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2008届高校毕业生总数为559万，毕业半年后没有找到工作包括有了工作又失去的失业大学毕业生有73.56万。

　　更有意味的是，高考前三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西安，一下飞机就来到西安莲湖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在一个免费的政府创业培训室里，面对20多名大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温家宝说，你们是我最关心的三类就业群体。他还鼓励自主创业的大学生说：“相信你们今天的梦想，明天会变成美好的现实。”

　　不会有人认为，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已经彻底下坠到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这些“阶级兄弟”同等的水准。这更多的是经济层面上的同等变化。博士生开出租的现象也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出现过。在经济低谷期，500多万花费了巨大教育成本的社会精英显然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主观预期。今年有84万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选择放弃高考，不能排除部分家庭出于成本考虑而放弃高考。

　　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发生在高等教育被普遍质疑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就有些让人深感不安了。近半年来，顶替门、弑师案、高校排名榜黑幕、校长带头学术造假、大学法学院设立信访专业……无一不是饱受非议、引人关注的公共事件。

　　校长在想什么？

　　无论中外，大学性质的机构都是一个社会超越性追求之所系。希腊宪法禁止警察和政府武装进入校园，去年底的骚乱事件中，校园就曾是抗议政府的骚乱人士的庇护所。中国远在汉代就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源”。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大学在数量上从未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却也涌现了一批在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杰出的校长和大学，其思想和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受益。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校，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香港科技大学朱经武校长在担心只有一批社会精英能进入大学，中间一条大沟，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对于内地而言，难道，进入了世界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迎接的却是“梦醒时分”？

　　如今，从高校里流淌出的不仅仅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社会思潮，更有各种各样的丑闻。人事争斗比思想更能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学术造假也成了腐败“重灾区”，能搞到钱、拉到课题似乎比学术贡献更重要，一次自主招生“不慎”暴露出权、钱、学交易也不稀奇。

　　时间会改变这一切吗？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后，也许会重现当年IT行业大规模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情景，但我们显然已经面对一个疾病缠身的高等教育现状。我们的高校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已经陷入了这样的悖论：高校具有社会普遍出现的丑恶现象和“潜规则”，但高校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比如像美国芝加哥大学参与改进周边社区治安的成功典型，却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的作为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色看待大学校长。有的人觉得是官，有的人觉得是社会贤达，或者是教育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会只满足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合格的CEO，争取资源，搞好管理。他们需要对于教育改革有所作为，哪怕只是务实的改革者——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描述。

　　务实的改革者

　　和任何领域内的改革者一样，他们对改革的边界约束的认识是清醒的，也不会轻言高校的独立自主性。也许人们会感到碰到这些约束时，他们的表现同样太“官僚”了。舆论一直呼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即使真正实现了，恐怕也不过是褪去了一层有些华丽的外衣而已。行政级别只是官僚化的外在形式，这正如民营经济不姓公，但其中和权力结合紧密的不乏其例。

　　真正的想法是私下的，或者说是“牢骚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开说的就是无意义的。对于校长们来说，教育改革的特殊在于，它不仅仅有体制机制上的边界约束，同时也承受着道德感上的折磨。政治领域的阴谋诡计有时候能够充当历史意志的工具，经济领域的“原罪”靠主观意志难以消除，但教育领域，道德上的瑕疵就直接宣判了死刑。教育改革对于一个民族如此重要，哪怕细微的一小步，都需要接受道德上的拷问。正如校长们说的：“没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种罪恶。”一个急着澄清各种谣言的校长和一个真正犯事的校长同样失败。

　　这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印证。如果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资源的分配直接决定了价值和立场的话，那么在教育领域，这个法则就是失效的。来自香港的经验告诉人们，虽然高校的经费几乎都来自于政府，但在政府教育局和高校之间有一个独立的中立的机构。因此，在教育领域，“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黄金定律并不成立。虽然在个人表态时，已经退休的校长显然比仍然在位的校长更能直言，更敢直言。

　　于是，对于改革，比如自主招生，我们看到了校长们的审慎的美德，即使是政府倡导的。他们很清楚，在诚信和公正脆弱的社会环境下，自主招生容易导致权钱交易。有的则带头减招部属高校本地生。高考制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弊端——有校长直言这种教育就是摧残年轻人——但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就不能轻易破坏这一年轻人上升的途径。在高等教育更重视提高质量之后，对于广受争议的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有的名校校长对其提高大学教育普及之功虽然十分肯定，但言谈之间，对于本校由于特殊原因没有扩招也颇感欣慰。

　　对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审慎，并不妨碍校长们对于大学教育的改革，相反，普遍的共识是把学生们尽快从应试教育中拉回来，比如通识教育试验。回顾过去高校自己进行的一些改革，此类改革应该说是难度偏小的。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当工程师，还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这样的目标不会遇到什么反对。问题只是在于实现的路径。从宏观上说，对于1000多万考生、500多万幸运儿来说，合适的大学分类和定位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对于国家未来意义重大，但无法取代更普遍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国人的意义。这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的集体责任。

　　通识教育试验是对存量的改革，1999年以后高校存量改革最艰难、最有争议的一次应该是北京大学针对高校老师的改革。而类似清华大学的新设学院的国际化进程，类似于一种增量改革。一个没有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保障下的通识教育试验，会走到什么程度呢？校长的权力，教师的权力，教育部门的权力，是到了需要认真清理的时候了。中国科技大学以批评校长很正常为一道独特风景，这样的大学越多越好。

　　如果说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是希望和梦想。政府官员，尤其是政治中间层的官员，不承担向社会输出希望和梦想的使命，这才是必须改变高校行政化的根源所在。而一个能够拿到很多资源的校长，顶多就是CEO。校长们推动的教育改革，一旦只能让人还原到政绩动机或者从各方面拿钱，改革的生命力就会枯竭。

　　当回忆起过去的大学时，人们不仅仅会念叨那些杰出的“人才”，更加津津乐道的是以校长们为符号的精神和理念，包括学理工出身的竺可桢。校长们都不断重申自己学校的宝贵传统，他们的内心也许同样羡慕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学的相对独立性。但今天的改革，或者想更透明一点，或者想更公平一点，更像是一场局部的战斗。

　　“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浊清”。无论在何种边界的制约之下，都产生过伟大的大学校长，比如年轻时候曾经喊出“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蒋南翔。务实的改革者，理应获得人们的敬意。如果能更进一步，那么就不仅仅是敬意，民族的教育史也将深深刻上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