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尽管教育厅已明确下发禁补令，但武汉市仍有部分高中学校忙着顶风补课。令人惊讶的是，华师一附中一名高三学生致电称，该校暑假停止补课，这对于学生来说不公平，还强烈要求继续补课。

　　(《楚天都市报》8月22日报道)

　　学校正常放假遭学生抗议，高三生称不补课不公平，这是一个让人百味杂陈的无奈信息，对此，家长也认为“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一句话，家长担心的是没有补课，“可能造成孩子在高考中输给同龄人”。面对这样的说辞，你尽管有千般理由驳斥“补课”的错误，恐怕也不忍心抨击家长和学生的忧虑吧？

　　一方面是父母对社会的切身体验和“望子成龙”的期盼，另一方面是孩子日益增长的压力。在这样的夹缝中，所有的个体都试图突围，试图谋得一个更好的社会位置，在这样的逻辑下，“不补课不公平”得以出现。就笔者的观点，在补课是非上的纠缠，无助于我们厘清家长和学生的焦灼，相反，有可能遮蔽问题的实质。

　　“不补课不公平”和“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在笔者看来，显现了个体对社会分层的恐惧，更是对子女向上流动的渴望。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社会分层是客观事实。教育是决定社会分层结构或促成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对于社会上层成员要防止向下流动而言，还是对于社会下层成员要实现向上流动而言，都必须在教育上取得优势。教育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社会地位高低。也正因为如此，“不补课不公平”和“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被无情展示。

　　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各个阶层在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获取能力和机会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家庭背景、权力因素对个体影响也日益凸显。如果说权力、社会关系等的介入导致了起点的不平等，那么这些因素同样也始终操纵着竞争过程中的规则和机会。这种竞争和分层机制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家长对子女在社会阶层位置的担心。笔者以为，“不补课不公平”和“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既有父母对现在社会分层机制不平等的质疑，也是出自对社会分层的恐惧，同时还是对自身向下流动的反抗。

　　“不补课不公平”和“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还在于社会不平等有一定的传承概率。你是弱势群体的一分子，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取或分配过程中就处于不利地位。由于你没有更多资源获取机会，你的下一代也同样有可能重复你的命运，结果就是阶层的历史性维系和传承。这足以让个体产生对社会分层的恐惧。 

　　在一定程度上，“不补课不公平”和“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是下流社会的隐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基本规律是，社会分层体系会通过教育体系有效实现自身阶层封闭与自我循环，导致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这也是“不补课不公平”和“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出现的重要原因。 

　　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的问题，更是关涉更大层面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靠什么消除“不补课不公平”和“学校不补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现象呢，靠什么消除个体对社会分层的恐惧呢？简单地说，就要防止社会分层体系的自我循环，避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应认识到，只有改善固化的社会流动机制，让处于地位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梦想，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才能消除“不补课不公平”之类现象出现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