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

　　9月10日，“海选校长”朱清时从深圳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正式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历时一年多轰轰烈烈的全球遴选终于尘埃落定，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从2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遴选委员会全票通过，成为我国首位通过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

　　朱清时临时办公桌上那个因磨掉外皮而氧化泛黄的名片夹与他的教育言论一样“扎眼”。担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坚持“不扩招”。从2000年起，中科大从未扩招，每年的招生名额基本保持在1860人左右。在风风火火的各地大学城让高校的围墙拓展到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之外，朱清时坚决抵制“豪华建校”，不建新校区。

　　从开始“一口回绝”做南方科大校长，到有信心为中国高等教育种一亩试验田，主张“学者治学校”，“去行政化”，有人期待，朱清时的试验将为中国高校改革缩短一大步。也有人怀疑，南方科大真能逃脱窠臼，改变现状。已经63岁的朱清时笑着说：“我的任期是五年，我把五年干好。”

　　学校介绍：

　　南方科技大学：未招生已先热，被称作未来高教改革的试验田。它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创办。进入筹备阶段的南方科技大学目标定位较高，计划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坚持以“小规模、高水平”为建设发展原则，初步设想无论研究轨道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由海外引进。

　　南方科技大学拟以理学、工学和管理学作为三大支柱学科，注重发展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兼顾其他应用型学科和人文社会类学科。

　　人物介绍：

　　朱清时：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

　　1946年2月出生，四川省成都市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8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98年4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199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99年5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9年9月10日，深圳代市长王荣为朱清时院士颁发聘书，聘任朱清时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

　　关于高教体制：最僵化的就是干部任命

　　记者：您所组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朱清时：这是一次重要的尝试，我们高教体制当中最僵化的就是干部任命，高等学校的校长、主要干部跟行政官员一样，通过一样的程序来任命，通过一样的程序来管理。这不符合高校的发展，高等学校并不是政权机构，而是学术机构，应该必须有一套按照学术规律来运作的管理体制。

　　举个例子来说，学术机构的好坏取决于真理能不能发言，谁掌握真理就听谁的，掌握真理的往往是小人物，是那些没有当官的教师，甚至是一些年轻人，而行政化的管理本质是下级服从上级。如果用下级服从上级的方法来管理学校的话，创新能力就会被扼杀。

　　记者：您在南方科技大学将会做怎样的实验？

　　朱清时：首先我要试验的是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学校长，深感中国高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太僵化了。我们管理体制是官员化管理，官员化管理是不适合大学的。因为官员化管理的前提是下级服从上级，下级的升迁，物质利益，好不好都由上级说了算，所以下级的眼睛就只看着上级，只对上级负责。

　　学校是个学术机构，学术机构的灵魂是要崇尚真理。如果在学校也是这样下级服从上级的话，就会扼杀真理，这是在南方科大改革的一个重点。

　　关于全球遴选：海选高校校长是首次

　　记者：您曾一口回绝担任南方科大校长，后来是什么原因改变了看法？

　　朱清时：正是他们这种全球遴选的方式感动了我，所以我才来到这里。

　　高校大学的校长通过民选、海选的方式产生，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而现在大学校长的选举都是上级任命，往往都以官员来当，很多都是在教育部当过司、局长的人，都变成重点大学的校长了。深圳这个学校和官员化的趋势相反，我觉得很佩服深圳这个改革。

　　记者：您在海选的200名候选人中突围而出，优势在哪里？

　　朱清时：在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人脉资源能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建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要继续发扬中科大的优点，因为我在中科大当学生，然后当副校长、校长，校长当了十年，对中科大的优点、缺点都深为了解，不可避免要继承中科大的优点和长处。但在中科大有一些没有做到的事情，也有很多不足。我之所以愿意到南方科技大学来做这个筹备工作，就是想实现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的梦想，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种一亩试验田。

　　记者：您现在的职责主要是什么？

　　朱清时：我要和政府保持联系，得到支持，政策财政上的支持。还要与国内外学术界保持联系，挑选人。南方科技大学办得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第一批人挑选得好不好。这些人决定以后挑选的人。所以要建立这个制度。怎么挑选、竞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关于新校建设：鼓励推行“教授治校”

　　记者：您提倡的“教授治校”、“学者治校”是怎样的一种模式？

　　朱清时：改革就是鼓励推行“教授治校”，核心并不是让教授、学者每个人都有决定权，那就乱了。它的含义是，通过一种民主机制，让教授们、学者们参与管理，这是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过民主方式让教授和学者直接参与管理。

　　在这个模式中，校长其实是核心。所以“教授治校”和“校长治校”并不矛盾，校长本应该也是学者和教授推选出来的，他就是学者教授的代表。“教授治校”是一种协商民主的形式。协商民主的凝聚力是哪里来的呢？是校长。

　　虽然压力很大，但我明白，作为校长的任务在于善于协商民主，不是坚持己见，而是把教授们的共识表达出来。

　　记者：“教授治校”如何能在现有国情下实现？

　　朱清时：其实“教授治校”之前也尝试过。中国历史上办得最好的学校就是这样做的。蔡元培到任北大校长前，北大是一个官员化的机构。蔡元培上任后，就让官员不要管，让教授治校，最后把北大建成一个学术非常民主的环境，后来请了李大钊、陈独秀还有胡适。

　　西南联大是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在昆明组建的，也采用“教授治校”的模式，当时校长叫梅贻琦，他的教授开会，他就是给教授端板凳的人，组织教授开会协商的人。国际上最好的大学也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要创新的是把它引用到体制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我们要把它引用到这个体制内，做教授治校，这个是我们要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