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新京报对话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俞敏洪带领新东方从一个小小的英语培训机构，发展成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中国教育公司。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认为对自己成功影响的最大因素是什么，他又会如何看待大学生创业呢？以下为本次对话的精彩实录。

俞敏洪认为新东方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受徐霞客玄奘影响

　　新京报：你曾经的理想是什么呢，跟今天的现实有区别吗？

　　俞敏洪：其实曾经没有固定的理想，毕业的时候想到外交部当个外交官，还有过到西藏去的想法呢，后来都没去。

　　当老师一开始也不是我必然的理想，如果当老师一定是我的理想的话，我当年就可能会报北师大了，不会报北大的。

　　我想当老师是我在北大当了两年老师以后，发现学生很喜欢上课，就是从学生身上找到了自信。

　　新京报：在你的人生，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人吗？

　　俞敏洪：徐霞客是一个，玄奘也是一个。玄奘西天取经的精神对我影响蛮大。徐霞客是行走天下的精神。

　　新京报：这些都是古人了，与你近的人呢？比如朋友、父母。

　　俞敏洪：我的人生态度，我特别典型的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对什么东西都很大度，很无所谓。这是我父亲给的，别人骂他什么的，他都不觉得是侮辱。

　　另外一种人生态度是我母亲给我培养的，她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也要求我们勤劳，说就是你爸太懒了，我们家才很穷，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很勤奋的习惯。

　　当然我母亲从小给我建立的理想也影响了我一辈子。

　　从小到大，我母亲总说一句话，你长大了要当一个先生(老师)，不要干农活，这句话像念咒语一样，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当老师。

　　喜欢和别人一起干活

　　新京报：再问一个你可能重复了很多次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俞敏洪：我是一个比较有朴实的理想和思想的人，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这种状态而去奋斗努力，另外挺热爱生命，对人生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憧憬，再有一个就是，我平时喜欢和别人一起干活，这个很重要。

　　新京报：可能你自己也看到了，公开的报道说你的成功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痞子精神，你怎么看待？

　　俞敏洪：有人说我是二类文人加痞子精神，这两个都是贬义词了，但是如果把它看成一个中性词的话我觉得是对的。

　　真正搞学术研究的文化人，做企业、搞政治肯定是出不来的。但如果你是真正混进社会的二流子，从来不读书，那就没有智慧，是纯粹的混混。所以好的企业家一定是二类文人，加上痞子精神。

　　不赞成大学生创业

　　新京报：有了这些内在的因素，是不是机遇也很重要？

　　俞敏洪：有的，要有天时地利人和，新东方的每一个节奏都踩得非常准，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热，我们搞培训，后来搞签证，后来搞什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个我们都走在前列了，然后是2006年，我们上市，又是民办教育的第一家。

　　新京报：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就把你塑造成“创业教父”、青年人的“创业导师”，你是如何看待时下流行的大学生创业？

　　俞敏洪：我不赞成。

　　新京报：为什么？

　　俞敏洪：因为他没有社会经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不知道怎么处，尤其是本身也没有专业专长的，一般来说很难成功，90%的大学生创业全失败了。

　　如果有技术，在技术行业他可以晋级，我觉得创业是可以的。就是说大学生技术创业成功可能性比较大。

　　新京报：那你觉得应该在什么样的阶段创业？

　　俞敏洪：工作个三年四年五年都可以，你看我、马云、李彦宏，不管谁吧，都是工作了五年以上的。

　　新京报：但我看你在《赢在中国》栏目中的很多点评，似乎都能激发大学生创业热情。

　　俞敏洪：现在国家把这个当作解决就业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跟学生说，你们真要创业，你就做一个小饭店、小卖部，这样你亏了呢，也不会伤筋动骨，没亏呢，你也能学到做事情的经验。

　　“希望别人说我上进”

　　新京报：你一直忙忙碌碌，你觉得自己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俞敏洪：这是一种个人的感觉，一种内心的充实和喜悦，不在乎你外在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钱啊、社会地位什么的。

　　对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幸福就是有一份事业你可以干，别人还会因为你这个事业得益，但不能太累。

　　现在新东方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是只有一个标准不符合，就是我太累了。

　　新京报：那你目前的这个状态离你心中的这种幸福还有距离吗？

　　俞敏洪：有很大的距离，就现在我的人生状态的幸福感，我估计大概只有50%。

　　新京报：有一天你老了，做不动了，你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俞敏洪：希望别人能说俞敏洪是一个很上进的人，人生观价值观都还比较正确，也是乐于助人这样的一个人。

　　希望育天下优才

　　新京报：客观地评价，你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

　　俞敏洪：好像没有刻意地为国家去做什么，主要还是为自己在做事情。

　　我做事情的标准，是对自己有好处，对家庭成员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就可以了。一开始只想把家庭养好，后来没有预想到新东方有了一万多员工，我就要为一万多个家庭负责，当然为社会也做了贡献。

　　新京报：那你觉得国家为你做了一些什么？

　　俞敏洪：国家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了一个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年提供了重大机遇。

　　第二个就是说国家为新东方这样的机构提供了不断进步的经营环境，从最初拿营业执照根本都拿不下来，到后来允许新东方这样的机构到国外去上市，那毫无疑问是国家不断地把自己放开的一种表现。

　　新京报：你希望国家给你或者像你这一类的人再做一些什么？

　　俞敏洪：我觉得国家应该对为社会服务、为公司服务的规矩进一步地清晰化。另外就是政策上的明了性，尽可能减少弹性太大的用人情关系来解决问题。

　　新京报：你希望自己未来能为国家再做点什么？

　　俞敏洪：未来几十来，把新东方做得更好。

　　第二个就是说对青少年的励志教育，这个励志教育跟新东方的培训没关系。第三个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创立一个人文私立大学，有点像古代人文书院似的地方。我自己没有本领去育天下优才，但我可以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集天下优才，再来育天下优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