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院鸟瞰图，当年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北大档案馆提供)。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百年变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创办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钱少

　　新京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中，法学、医学和神学是三大最古老的学科，那么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中文学科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没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相关诉求。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废虚文”而“兴实学”。

　　新京报：可“文学教育”最终还是进入了改革者的视野，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据当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的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报：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陈平原：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的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人才，故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新京报：问题在于“文学”还是成了一门“专门学”。

　　陈平原：因为在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启超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细目。将“词章学”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文学”从“专门学”变成了一门重要学科？

　　陈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堂(接近欧美大学里的“学院”)。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单有设想不行，还得有合格的教师、学生、校舍以及教学资料。1910年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有虚有实；中国文学门之所以步履比较坚实，不是因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钱较少。

　　学科初衷 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落

　　新京报：当时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这很难说。到底是根据“上谕”、“章程”，还是主持其事者的论述？一定要说，我推荐张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强调“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的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新京报：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目前的中文学科体系是否完善，与初衷是否一致？

　　陈平原：历经百年的演进，中国文化依旧屹立，而且时有创新，并没有因西学输入而失落，这点很让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虽说以我为主(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学史”、“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的课程设计。

　　至于学科体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学校课程表的水平。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陈平原：我曾举过一个例子，1915—1916年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有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而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课程并非越多越好，我们正在自我评估；但这起码说明一点，所谓“学科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里的中文系都“升级”为学院，包括专业设置也不统一。

　　陈平原：今天中国大学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依旧还叫“中文系”的，绝大多数都升格为“文学院”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了。这是自我定位的问题，无所谓好坏。之所以选择相对保守的路径，与我们定位于精英教育有关，本科生80%进入中外各大学的研究院继续深造，不适合做“短平快”的设计。

　　中文价值 要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

　　新京报：中文学科这一百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陈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传统，在我看来，永远不能丢。

　　新京报：这一观点基于什么考虑？

　　陈平原：我们要出容易获得承认的学科体系内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认的跨学科著述，还希望出不怎么“学术”但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这就需要一种开阔的视野以及从容淡定的心态。

　　新京报：恕我直言，现在这种心态已经是非常罕见了，是不是有点理想化？

　　陈平原：我承认，这一追求，跟目前的评估体系不太吻合，会有很多遗憾。到底是“快马加鞭”好，还是鼓励“十年磨一剑”，我相信老大学的著名院系都面临这个问题。

　　当领导的，顶住压力，给老师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学术环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认同这一理念，且自觉地奋发图强。若不是这样，外无评估的压力，内无奋斗的动力，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学问”，那也很危险。

　　新京报：一直以来，社会上包括高校内都以“万金油”来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吗？

　　陈平原：称中文学科为“万金油”，大概是指其适应面广，专业性不强。这大体属实，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现在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19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标，2020年达到40%。这种状态下，我们反省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到底应该多高。

　　在我看来，有些技术性的活，岗前培训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学问，到研究院再学，一点都不迟。像中国这样，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阶段就设商学院、法学院，我以为是不妥的。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应该怎么学？

　　陈平原：大学四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

　　问题在于，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把“上大学”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学和自己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这样来看中文系、数学系等基础性学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阶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报：有数据表明，现在每年报考中文的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吗？是中文系科的问题，还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这个问题本不想多说，你既然追问，我如实汇报：托北大这块金字招牌的福，我们的本科招生情况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没有扩招，一直稳定在80至100人，视每年考生水平而略为上下浮动。今年情况尤其好，最后录取了106人。本来我们在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线上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