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每一个学子来说，不管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偏远的乡间，自己母校才是最美的，师生情谊、同学友情是最纯洁、最难忘的——今天想说的，是多年前参加母校校庆时遇到的一件事；今天终于要说这件事，是因为读了12月2日《浙江日报》上的文章《把什么留给未来》。

　　作者杨丽参加了杭州大关小学的百年校庆，有两个细节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细节：宣布“大关小学百年庆典活动开始”的，不是校长，而是一个三年级的小男生——汤自立的生日跟校庆是同一天，校庆就成了他的9周岁生日Party。老师为他送上蛋糕，同学为他插上蜡烛，他许愿的表情，比葵花还要灿烂。

　　第二个细节：校园里最突出、最吸引人的布置，不是欢迎校友的横幅，而是包含了全校700多个孩子笑脸的“百年华诞”Logo。那真是天使的笑容，纯真而美好。

　　作者问道：“庆典的主角，究竟是领导、是知名校友还是现在的学生？通过一场庆典，是仅仅教孩子们记得社会的尊卑位次，还是从此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作者从眼前思及长远：“百年庆典，留给现在的孩子什么，也即是留给未来什么。”

　　(二)

　　是的，“留给未来什么”？就是这句话，又让我想起一直盘桓于心的那件事。2004年，中学母校百年校庆，很多同学都买了两大册新编的校史资料。其中一册，有一篇文章记述母校一位知名校友，也是一位资历颇深、职衔颇高的影坛名人。一次，该文作者和这位知名校友走在熙熙攘攘的北京前门大街上，被一位提篮小卖、“面色黝黑衣衫拙朴”的外地汉子挡了路，作者竟说这位老农“不合时宜地”蹲在路边；除了挡了知名校友的路，文章里看不出这位外地小贩有什么“不合时宜”处。一看到 “面色黝黑衣衫拙朴”者，便觉人家“不合时宜”，便鄙夷、厌恶，最好人家即刻消失，好像只有他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成了包括这位作者在内的很多精英人士的本能。

　　这件事当然不是这位著名影人、知名校友的错，她很可能是无暇审稿，如果她读到这段文字时，相信她会要求删改的；我也愿意相信是校史资料的编辑者、审定者疏忽了，或者没有看出这个“不合时宜”的不合时宜。但是，白纸黑字写进了“史”，至少在客观上认可、接纳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把尊卑位次，而不是把平等意识“留给未来”了。

　　(三)

　　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后来调到另一所中学任教。她说，一次校庆之前，学校召集一些退休教师开会，请他们提供自己教过的“知名学生”的材料用于宣传。我的老师发言说，学校是培养“人”的，不是培养“名人”的；教书是为了学生成材，不是成名。

　　本来，“名人”也是普通人，通过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努力有了成绩，固然是可喜的，用“知名校友”来激励在校校友，也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知名校友”似乎更多地被用来“贴金”，以吸引生源，成了生意经，未必真正是对“知名校友”的尊重。参加校庆活动，最快乐的，无非是同学、师生间的相聚，如果看人下菜碟，对普通校友与“知名校友”区别对待，一倨一恭，在纯真的同学友情间划出一道尊卑界限来，这难道是校庆活动的初衷吗？即使是“知名校友”，恐怕未必都领情吧？

　　如果我们把更多的热情给予普通学生，更注重创造平等、和谐的环境与条件，为更多人成材成名创造条件，而不是加剧不公平，是不是可以培养出更多有成就、有声望的“知名校友”呢？这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不是更大吗？问题是，追捧“知名校友”是为了一己、一时的政绩，还是为了社会，为了未来？

　　就在前几天，11月27日，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开展15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实用主义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大学精神的光芒。 “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保护，在大学似乎不再那么重要。”纪宝成认为，“对大学工具理性的过于强调导致对价值理性的忽视，从而使读书求学沦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甚至只是进阶的垫脚石。”

　　现在，在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学校是越造越宏伟、漂亮了。但是，一个校园的面积再大，总是有围墙的；一个人再卑微、再柔弱，能拥抱未来的胸怀就是伟大的、温暖而宽广的；一个校园，乃至一个城市，如果不能通向未来，再怎么豪华，它也是干枯、荒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