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秋风兄《给三字经去“糟粕”是权力致命的自负》(2010年12月31日新京报)和《经典不是教条，而是文化生命之根》(2011年1月5日南方都市报)两文，我同意他的基本观点，但也觉得有一些疑问尚待进一步探讨。

　　也许是受鲁迅等人的影响太深，我对传统文化包括今之所谓“国学”经典、蒙学经典没有秋风兄所持的那种“敬畏”之心，只是赞成他说的“从教育内容多样化、中国文化重建这两个角度(讲，让孩子们读蒙学经典的)这些努力都是可取的。”他说：“《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蒙学教材成为经典，被人们广泛传诵，已经证明了，它们就是精华……它们是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由无数父母、孩子、老师自发地选择出来的。没有比这个漫长时间过程中的自发选择更明智的了。”按照这个胡须长代表智慧多的“时间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证明在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是国人最明智的选择？我觉得这种说法顶多有一半的道理，即在同时代的教材中，在基本价值没变的时代，它们是同类竞争中的优胜者。

　　事实上“与时俱进”并不是当代人发明的一个新词语，而是成语，也是传统文化。这些传统蒙学读物，显然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当代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讲“三纲五常”的时代不可能完全具备的，因此，对传统文化、国学经典、蒙学经典，不论搞专业研究，还是拿来做启蒙教材，都应该用质疑和批判的眼光，重估其价值；也就存在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这里，一、要不要重估，要不要“取”和“去”；二、由谁来重估、取舍；三、怎样重估和取舍；这应该是三个有关联，却不相同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即要。而这个要重估要取舍又分两种情形：对于学者和研究者来说，研究就是重新认识、重新阐释即重估和取舍的过程，什么原典都可以是研究对象；对于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之中，学习科目也比私塾时代多了自然科学、外语、体音美等的学生来说，教材就先要经过取舍。王晓渔先生最近撰文表示，将传授敌国间行“诡道”的《孙子兵法》和诈术的《三十六计》列入“儿童经典诵读丛书”、“中华传统蒙学精华”、“小学生国学读本”等传统文化学习教材，“更像恐怖主义培训教材”，而对沿袭战国以来敌我思维当道致令春秋时期更接近今日普世价值的《司马法》湮没无闻的做法，深感遗憾。他的说法也许情绪化一些，但不无道理。接下来，即便是《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可以入选的蒙学经典，也有一个“取”和“去”的问题，因为毕竟时移世易，当代人的价值观要更新，这些经典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比如说对家长虐待儿童，不可能再要求做子女的“号泣随，挞无怨”吧？

　　由谁来重估和取舍呢？秋风兄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我同意他的意见，这个取舍权不能交给官员。不论是教育官员还是文化出版官员，谁也没有资格来决定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要谨防“取”、“去”背后“权力的致命自负”。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上世纪50年代，掌权者提出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似乎对传统是“一分为二”的；可是，到了60年代“文革”中，口号就变成了“破四旧”和“(与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权力的自负”是没有定准和边界的，一切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判断和政治需要，不可倚重。

　　那么，由谁、怎样来重估和取舍呢？我们不可能让孩子们重新回到“三味书屋”，而今日之蒙学经典毕竟是中小学校里的辅助教材，完全可以由民间注释和编译出版，学校择优选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体不仅是知识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是读这些“经典”的学生：取舍的过程并不是保留与删节，而是分析与思考！正如我们不必因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有反犹太人嫌疑，就不让学生读它，今天的学生可以去辨析，也可以在阅读时“抹掉”夏洛克的犹太人标签。这就是说，学生的“取”和“去”，是在读传统经典的同时，接触当代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思想，学会文化多元的思维，而自然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对于刚启蒙的孩子来说，进行公民教育很重要，好比体质强些的孩子，消化和抗病能力较高，可以让食品更杂更广谱，则吸收的营养也更多，人更强健。

　　秋风兄说“我们阅读这些经典，乃是为了获得智慧。更进一步，我们阅读这些经典，也是为了透过这些字词、文本，回到过去，进入到我们祖先的思想结构中，进入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中，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怎样思考，怎样生活。这样的想象性追溯活动，其实也正是构建自我的过程。通过想象我们的祖先的生命形态，我们规划出我们自己的生命形态。”这样的话很深情很深刻，但恐只适合他这样的学者，最多是成年人，对于有口无心诵经而先入为主留烙印的孩子未免陈义过高、期待过殷。(杂文家：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