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在推迟近两个月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12日晚公布了对知名学者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结论，认为朱文中涉嫌抄袭而被举报的部分内容，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 (《人民日报》1月13日)

　　记得在去年7月，朱学勤教授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真相总有大白天下的那一天，坏事会变成好事。 ”现在看来，这一“坏事”确实变为了好事，为我国学术界解决学术不端争议提供了一个样本。

　　其实，学术作品被质疑，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算不得什么“坏事”。然而，在我们这里，质疑却显得很不正常。原因是，学术作品被质疑之后，通常没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调查、仲裁，于是不管被质疑者回应还是不回应，也不管周围有多少议论，都难以给被质疑者一个权威的说法，也就难以摆脱“被嫌疑者”的命运，影响其正常学术活动的开展，甚至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形下，质疑就变为了学术掐架。

　　适合进行学术争端调查、仲裁的机构，对大学而言，就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或者学位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等)。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有义务根据学术不端举报，展开对当事人的调查、听证，得到调查结果，并根据结果做出处理建议。如果当事人对调查结果、处理建议不服，可以进一步提出申诉，学术机构将组成仲裁委员会，进一步展开调查、听证，以作出最终处理意见。这在国际学术界，是通行的处理程序和办法。

　　然而，在我国学术界，不论是大学，还是学术研究机构，要么没有建立学术委员会，要么不能独立运作，多为摆设和工具，怎样做，要看行政的脸色。这造成的一个景象就是，纵有举报者三番五次对某人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举报，可当事人所在单位的学术机构，却一直不响应，不启动调查。于是举报人只能诉诸媒体，以舆论的压力，迫使相关学术机构有所作为，但就是这样，仍有很多机构，不理不睬。最后，只有举报人或被举报人以侵权等理由向法院起诉，可法院要调查是否侵犯，必须依据学术机构的权威鉴定，学术不端的纷争，依旧继续。长此以往，学术不端的争议，就会变味为个人恩怨。

　　朱学勤先生在面对网络匿名举报时，积极吁请母校复旦大学与现任教学校上海大学立即启动学术调查程序，这表现出良好的学术道德操守。而复旦大学用了五个多月时间，对此事进行调查，且完全由学术委员会独立进行，也是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的程序在走。对于朱先生来说，调查还其不存在剽窃行为的清白，不损其任何学术形象和地位；对于授予朱先生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来说，调查则维护了学校的学术尊严。这由此启示所有学术不端争议的当事人和所涉学术机构，有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质疑的态度，在对质疑的躲躲闪闪中，不管有无不端的事实，当事人的学术声誉都将受到影响；所涉机构也摆脱不了学术不端“保护伞”的嫌疑。

　　回避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