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教授

　　说山西

　　三晋都市报：您是季羡林先生的学生，而据说季先生又与山西大学阎宗临先生有渊源？您能讲讲吗？您多次来山西，感触如何？

　　钱文忠：我没有听季老谈到过阎先生。但阎宗临先生是前辈大学问家。前几年，太原市领导邀我来太原讲《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时，我说这个内容是献给山西的阎宗临先生的。

　　我对山西非常熟悉，去过山西的许多地方。在古代，山西其实是中原，不算北方，过去在中国文化范围中山西是天下中心。除煤以外，山西有太丰富、太无可替代的文化软资源，它们有些现在还只得到了旅游开发，但尚未从精神资源能量的层面上得到足够的关注。这需要广泛的观念普及和统筹。山西是可以为中国文化立下巨大功劳的。

　　谈教育

　　三晋都市报：今年年初外界有一个对您的“断章取义的误读”

　　(在当下社会中按照《三字经》《弟子规》教育出来的孩子吃亏)。太原有所私塾曾让孩子们背 《朱子治家格言》，有家长质疑是否该去掉“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这些内容。私塾方面认为没必要，这是当时的社会现状，可以有引导地让孩子们了解一下。您的观点呢？

　　钱文忠：一、我想请问你，假如你的祖母留下一件老衣服，或者说，裹小脚的绣鞋吧，非常完整漂亮，花边啊扣子啊俱全。你会穿了它上街吗？不会。因为不能穿。那你会拆掉它吗？你也不会。二、我们的教育一向缺少分析判断能力的培养。传统是复杂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当时真实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直接面对、不给孩子分析的机会呢？佛家有“嚼饭与人”的说法。如果也用这样的方法去教学，虽喂不死人，但可能带了你的身体的毒素，“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三晋都市报：您的《教育，请别再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让步》一文令许多人击节，也令许多人质疑和思考。您明确说您不相信中国的教育，但您如何给自己的孩子选择教育方式呢？您自己有没有意愿和真正的需求与体制之间的矛盾和痛苦？

　　钱文忠：我儿子初一，在公立学校上学。首先，我不会让他脱离开大的体系，他必须具备应试能力。这是基本素质。我对他有分数要求。其次选学校主要是选老师，这是前提。儿子进的是当年我的母校，我完全熟悉师资——许多是当年教过我的老师，我非常了解并相信他们的水准。至于说矛盾我当然也有。我儿子说有些课不喜欢上，也不喜欢某些规矩。但我跟他讲：学习肯定是不快乐的是痛苦的，但必须学会忍受。我拿《宪法》给他看，九年义务教育是写进宪法的。他接受了而且适应得很好。

　　我没有给儿子报过任何培训班，倒是常鼓励他出去散步。他可以随便进书店买任何书。我并且有条件地鼓励他玩电子游戏，比如“三国”之类的历史游戏，有时和他一起玩，鼓励他攻关。我说，读书比玩游戏有趣那是瞎说。

　　我对我们的教育现状不是悲观，而是几乎绝望。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给这个世界多一种声音和接受的可能。今天发得出声音的人和传播这些声音的人都很难代表大多数老百姓。我努力理解大众但也无法代表大众。我能做的是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往前看，还有没有一线光明。那只有讲分数了。我反对不看分数。我是高考统考和分数论的坚决拥护者。现在有声音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应该在工作当地参加考试，这未必真公平。毕竟，一个地方的教育资源是好几代人创造下来的。

　　高考是这社会最后一道公平线。说句狠话，如不以分数录取，而简单地只看素质、看家庭、看是否有加分等等这些条件，那么，北大、清华、复旦……今后将很难有平民子弟。

　　三晋都市报：但人们的忧虑是，即使凭分数考入大学，毕业后还是没有任何背景，找不到工作。那这个分数还有什么意义呢？

　　钱文忠：我只能考虑到这个地步。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各种问题的，高考仍是这个社会最后的公平线。高考从来就不是顾及每个个体，而是保证大多数的。我们无法指望最好的制度，现实中能有相对不坏的制度就很好了。

　　论学术

　　三晋都市报：一位太原市民说只想问钱文忠先生一句话：什么样的文人能称为有社会价值的文人？

　　钱文忠：凭良心说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这两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它被联合国大厦刻在基石上。季羡林老师说过：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我们不能苛求文人超越现实，能做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三晋都市报：那您觉得季老做到了吗？您自己做到了吗？

　　钱文忠：我也没做到。我认为季老确实做到了。像季老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曾经是一个群体。像你刚才谈到的姚奠中、张颔先生他们也是。他们的学问和人是统一的，身上就有那股子“气”。这才是大师的基础层面。现在这个基础层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反思为什么。现在的学术与人是分离的，请问哪儿还有学术界？许多学术界发生的事情已足以摧毁学术界了。

　　三晋都市报：国学圈内也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弟子规》是清代异族统治下国民规行矩步谨小慎微产生的怪胎，尽管其中有些句子可取，但也有很大害处。因为它其中充满着让人难受的消弭个性的顺从精神，而且充满了 “俗智”，例如“话说多，不如少”。这就是俗智，惧祸从口出，是浑浑噩噩的乡愿观念。您对此看法如何？

　　钱文忠：为什么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呢：说话要负责，言论自由了，但是说话人要负责。没有让你不说话呀，但也没有让你说假话呀，是要你慎重说话，对自己的话负责。这有错吗？这和奴性有关系吗？

　　传统的智慧要完成在现代的转换。不但要说出它的本意、字面外的他义，现代引申的新义也要说出来。持这个观点的人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千百年前的东西到今天还能都有用吗？这个错误的前提是迷信。

　　有一回崔永元教我：中国人不会说话，只会讲话。说得真对。后来我努力地寻找到一种说话的方式：用说话的方式讲传统文化。比如今天上午这个讲座。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风趣。比如在百家讲坛讲。百家讲坛的最大功绩是普及。这个谁也无法否认。

　　我做讲座很少在大学里。因为我对大学生们的知识储备有个基本的判断，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不需要我这种讲法。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了解同样内容，这也是他们的责任。我没必要去灌输，而是促进他们思考。

　　但在社会上的讲座，轻松一点，有趣一点，这是种说话的方式。他们听完后可能会当笑话去说去讲，但这样笑的时候可能就会想一下“信仰应该认真”的事情。不要低估他们的思考和判断力。

　　三晋都市报：儒家经典是要“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下的人性尊严”，如孔子本人。但《三字经》《弟子规》产生于中国政治最极权、国民奴性最足的时代，乃培养“俨然有礼的顺民”，非但不能通俗化经典，反与经典之精神背道而驰。当今时世普及它们能无害处吗？鲁迅当年谓“凡妨碍我国民性之进步者，无论三百千千、三坟六典还是金人玉佛、祖传丸散，全都踏倒它！”今日该作何评价？

　　钱文忠：其实，鲁迅自己就是真正的国学大师。我极其喜欢和佩服鲁迅，他有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和思考，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尖刻，可现在回头来又加倍喜欢——这不等于说他当年对传统的看法都正确。其实你看他完全是按照传统的孝悌精神要求对待母亲与兄弟的。他又是怎么对待朱安和许广平？胡适为什么听从母亲安排婚姻大事？在这些地方他们的思想与人生只能是分裂的，在文章层面批判传统，但道德方面也还依着传统做。

　　“打倒孔家店”的主要理由是要打倒“三纲五常”，可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不是孔子提出来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错误一直误导到现在。

　　历史要冷静地去看。我特别推荐陈丹青的新书《笑谈大先生》。他才是全方位地看鲁迅。“培养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等是儒家精神的一部分。读《三字经》《千字文》当然不能算是读经，它们的确是通俗化读本。但怎么能说它与经典之精神背道而驰呢？《弟子规》1080个字，哪个内容是有害的呢？对传统要同情地了解，要温情地敬畏。就像对我们的母亲一样。母亲也许有缺点，但是你能整天和母亲拍桌子瞪眼吗？批评也许并不容易，但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性批评，一味地骂是没用的。批评不该是目的而是手段。传统是一座旧楼，你拆了它，却只去骂拆下的垃圾吗？你要自己清掉垃圾然后努力建更好的楼啊。

　　三晋都市报：您今天的讲座主题是“国学与国运”。那么国学在今天如何走出书斋？

　　钱文忠：国学在今天就是活的。它已经是活的了。它就是一种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实践，而不仅是一门学问。国学的普及和复兴，大家都在以各种方式在做，无论是浦发银行这种“超越财富的心灵之旅”活动的努力，还是汾西矿务局用《弟子规》来进行安全管理，他们的努力和作用都比我的大许多。

　　我去太原第一监狱讲座时很感震动。在那里，《弟子规》是他们的第一狱规。犯人们在做《弟子规》竹简。他们是凭本能去重新认识和亲近传统文化的。这个起点就是首孝悌。孝，在中国人来说是百分之百能接受的。从此出发就具备了接受中国文化的真正条件。而大喊推广国学的文人往往有着知识上的傲慢，这知识还不一定就是对的。其实国学的传播推广更难在这些障碍的地方。

　　谈幸福

　　(以下为讲座撷要)改革初期，我们制定的目标是GDP翻两番。发展30年后，我们今天的GDP是1978年的68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06倍。财富完成了巨大的惊人的增长。

　　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开始面临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问题：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财富增长了，自由也在增长，我们却得了全世界没有的怪病——全民不高兴病。这就说明我们的发展可能出现了很深层次的问题。必须开始冷静地思考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没有幸福感，我们的财富是无意义的，是真正的负资产。我们的幸福和财富在分离。

　　我们曾以为只要有财富就一定有幸福，不需要去超越，只要去寻找财富就可以。全民对财富的渴望、拥有和支配欲，被无限地激发、鼓励和保护。被一富遮百丑。挣钱只能是手段，绝不是目的。有人说，幸福好比是美丽花朵，财富是粪土。如果不为培育幸福，谁往家里堆粪？我们所有物质财富都必须兑换成幸福。幸福也不复杂。其实就两个：信仰和文明。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成为通往幸福的一座桥梁。

　　记者手记

　　钱文忠说，他自己的博客只有新浪一家；他的微博开了一周便通知网站关掉；他觉得微博是必须到了一定文明程度、人人都知道要言责自负时才可以推广的；出于同样理由他也关闭了博客的评论功能，他的博客文字工作全部由自己打理。

　　对主办方 “国学大师”的称谓，钱文忠说，自己不但不是大师，连小师也算不上。对于有人评其“明星效应”甚于“学术效应”的说法，他也不以为然：媒体可能放大我的私人爱好，使之无意间符合了某些时尚或趣味而已。

　　他特别注重“逻辑”。他多次谈到，中国人犯的许多大错误，其实都只是简单的逻辑错误。这是悲哀的。(首席记者：冯迪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