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曝光的某长江学者多处兼职的现象，再次把这个长期遮蔽的老话题翻捡出来，舆论界马上呈现出一派群情激奋，娱乐至死的热闹场面。冷静观察一下，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倾向，舆论不约而同地出现一边倒的情形，一致谴责那位老师的行为不符合学术道德。公众的心情可以理解，因为过多的兼职除了给当事人带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外，最大的可能后果就是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与浪费，并有可能培育潜在的学术腐败。为了更好地挖掘这个现象，需要厘清如下三个问题：首先，学术兼职现象的成因是什么？其次，学术兼职的性质问题；第三，如何遏制以学术兼职为代表的学术资本泡沫化倾向？

　　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学术兼职现象的出现原本是因为个人积累的学术资本产生了溢出效应，这种现象缓解了整个社会对优质学术资本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兼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是，如果个别人利用整个学术市场优质学术资本供给不足的矛盾，通过最大程度上稀释学术资本(在学术场域内就是多处兼职)来赚取原本足额学术资本应该得来的收益，这时的多处兼职就已经具有欺骗的嫌疑了。而在特定时期内优质学术资本的稀缺才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众所周知，在学术场域内，学术资本的积累是非常缓慢的。按照古希腊柏拉图的构想，一个人需要学习30余年，才有资格成为高级管理者，进而成为哲学王。而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一个人要想获得进入科学场域的准入证，一般需要24年的学习时间。如果6岁上学，此时已经30岁了。而即便60岁退休，留给一个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也仅仅30余年的时间。抛开科研的理想与形而上的追求不谈，科学场域与任何领域一样，它的收益是时间的函数，要想在科学场域内获得最大收益，只有最大程度延长科研时间。在退休年龄固定的前提下，单纯地延长科研时间就只剩下了提早进入科研场域这一条道路了。这就是张爱玲那句名言“成名要趁早”的深层含义――成名越早用于获得收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这种单纯延长科研时间的做法不太好实现，毕竟天才在人群中是极少的，大多数人还是要中规中矩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必要的学术训练。因此，要想科研收益最大化就只有另辟他途：提高有限时间内的科研效率。这种模式的最直接体现就是通过空间换取时间。对任何人来说物理时间都是有限的，但空间是无限的，而这一点对于所有人都是敞开的。单纯地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所能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而采取分身术恰恰可以带来经济学上的乘数效应，换言之，在不同空间内多次稀释学术资本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这就是学术名人多处兼职的深层原因。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学术兼职的性质问题，笔者认为它主要不是伦理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片面地进行道德指责，由于没有击中问题要害而对遏制这种现象的作用不大。首先要承认，当下能够多处学术兼职的人，大多是科学场域内的精英，他们拥有比较雄厚的学术资本，其个人的品行与积累的学术资本都已得到科学场域内的承认。而兼职的最终实现，还需要一个需求方。问题是需求方明知兼职者提供的学术资本已经被稀释，为何还要义无反顾地聘任呢？招聘单位不是傻子，只不过双方各取所需罢了。通过聘任这些精英，这些学校获得了学术资本的短期使用权，增加了单位的整体符号资本的总量，而这些符号资本恰恰暗合了当下的科研评价体制的需要，从而在科学场域的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进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如各类评比、项目、招生、申报学位点等。要说不道德，也是需求方的不道德，对于兼职者来说，他的目的主要是经济考量，同时通过兼职能获得更多的承认以及扩大声誉，最大程度增加自己的学术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说，习惯造就一切公正，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习惯被接受。愈演愈烈的学术兼职，已经从国内发展到国外，渐渐成为一种被默认的习惯或潜规则。在资源有限的科学场域内，过多过滥的学术兼职已经威胁到实体科学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遏制学术兼职的泛滥也是当下科技管理中的重要任务。由于我国科技投入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教育投入的多年严重偏低，导致科研人员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再加上学术资本积累的缓慢，导致其收益率严重偏低，所有这一切都暗中促成了学术兼职的泛滥。对于那些到处兼职的学术精英来说，这种兼职行为恰恰是一种经济上的自救行为。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加大教育投入增加个人收益是最直接的治本方法。再者，改变落后的科技评价体制，斩断用人单位通过虚假聘请名人来制造符号资本泡沫的学术景观工程。如果做到了这些，学术兼职现象就会大大减少。毕竟科技精英们也是有理想的人，并不是单纯逐利的商人。否则，再多的道德谴责也于事无补，反而印证了当下的心理纠结：反理性主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名片。(李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