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

　　硬件意义上的“一流课堂”我们已经有了不少，但就授课内容和质量来看，一流的课堂还实在不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流大学”叫得越响的时候，课堂教学往往越容易被忽视。光靠梦想和设计一个个指标，建不成一流大学，而教师的实干和巧干则能创出一流课堂

　　请别误会，我并不是要在课堂里都装上电子设备。硬件意义上的“一流课堂”我们已经有了不少，但就授课内容和质量来看，一流的课堂还实在不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流大学”叫得越响的时候，课堂教学往往越容易被忽视。

　　不久前又有一轮关于一流大学的争论。其实，影响大学水准的因素太多，预测某大学何时能跻身世界一流差不多是在算命；欧美那些有充分办学自主权的大学也算不了这个“命”，何况我们的大学？一些大学的“入流计划”已成了教授们嘴里的笑话。中国的校长领受的指标太多、压力太大，可再快的计划也不会在他们任内实现，所以不必较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努力了。一流大学是还远着呢，可建设一流课堂简单得多，这是教师的职责。

　　三种课堂形态和教师扮演的不同角色

　　立刻想到了近来风行的网上公开课，世界名校的热门课当然是一流课堂的范本。但光有那些远远不够，否则我们也不用费事办大学了，把人家的课翻译过来，给学生看看就行了。网上公开课面对大量学生，主要是基础课和选修课，而最好的专业课往往是最多十几人的讨论课。熊丙奇先生在博文中写到，他在哈佛听学生说：“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此为学校的规定，与我们强调规模，以学生数量来论课程受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能得到培养和锻炼。”哈佛条件是好，我在纽约大学等校上过和教过的讨论课有十几人的，掌控得法效果也不错。

　　小班比大班效果更好，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管理者来说，是不是最好都开小班呢？那倒未必。关注教育的比尔·盖茨不久前说，政府花大钱搞一刀切的小班化并未见效，好老师就应该多教学生——他说的是中小学，但道理是相通的。大课讲得好的老师是应该请他们到大课堂甚至剧场、电视台去讲，让大批学生受益。但与此同时，大学一定还要有许多互动式的讨论课，通过头脑风暴来探讨较为高端的学术问题。此外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课堂——操作课：对理工农医学科来说就是实验课，对艺术学科来说是实践课，其他的文科经常要以社会为课堂，或者如法律学科的模拟法庭那样的校园里的模拟空间。操作课对“学生-教师比例”和设备的要求很高，必须让每个学生都能上手操作；这方面中国的大学本来就条件不够，扩招扩班以后缺口更大，常常只能让老师或少数学生做给大家看看(例如一些政法大学只有一个模拟法庭)。

　　这三种课堂的形态很不一样，从社会表演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课堂是不同类型角色的表演场所：精彩大课的教师一定是个好演员，能一个人站在台上，用充满悬念的故事、“改造”得生动鲜活的理论和抓人的讲述方式，包括精心挑选的道具，抓住一屋子的观众，本领堪比周立波；操作课的教师最好是个好导演，不用讲太多，更不越俎代庖，善于用即时、巧妙的点拨来鼓励学生表演好，完成既定任务；到了讨论课上，教师只需开个头，就可以让学生放开表演，自己则和大家一样，也只扮演一个同台演员的角色，往往越高明的教师，还越不像主角，因为他调教出来的学生水准都很高。

　　中国大学普遍大课过多而讨论课、操作课太少

　　这里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师生关系：大课上的演员和观众、操作课上的导演和演员、讨论课上的演员和演员。教师和学生的相对地位好像在逐级递减，但要求一点没有降低，甚至更高了——讨论课很难备课，因为不能限定、也很难预测学生发言的内容，教师必须对相关学术领域有全面的了解，才能胸有成竹、因势利导。在这三种课堂上，学生的地位是逐级提高了，对他们的要求因此也就更高，他们必须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一般新生上大课比较多，讨论课主要给毕业班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至于操作课，根据不同专业，大多需要贯穿始终。

　　中国大学普遍的状况是，大课过多，教师的“演技”又不够吸引人；讨论课和操作课太少，即使有，也常因教师资质或设备不够，不能让学生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有时又会滑向另一个极端，乱开无轨电车，导致一放就乱、一统就死。大学生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混学分”的现象，不能不说跟大学过于强调科研成果、忽视课堂教学质量有关。

　　光靠梦想和设计一个个指标，建不成一流大学，而教师的实干和巧干则能创出一流课堂。当然，课堂比起大学小太多，但我们何妨把一流大学的梦想放一放，先用心从一个个课堂做起？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