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宗群

　　延安民族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一所高等院校，是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回想当年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创建延安民族学院的情景，可以深深体会到，我们党时如何关怀着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的。

　　延安民族学院的诞生

　　延安民族学院是1941年9月创立的。

　　那时，革命斗争的形式正处于严峻的时刻。在国际上，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起疯狂进攻，并和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夹攻苏联以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帝国主义继续侵略我国，并把主要兵力转向解放区，不断对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扫荡、围攻。而国民党反动派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则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这年一月制造了皖南事变，又进一步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阴谋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和一切抗日党派、阶级、民族合作，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早在1937年，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就写到：“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5——276页)同年，毛主席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谈到了中共中央所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提出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前提下，共同抗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12页)的任务。当时，在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各民族青年爱国热情沸腾，从四面八方纷纷奔往革命圣地延安，投入革命的怀抱。

　　延安民族学院就是在这样的形式和要求下诞生的。创建这所学院的目的，主要为的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培养各民族的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干部；调查研究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争取团结全国各民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简言之，是为争取抗战胜利培养干部，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干部。

　　这个学院的组织机构和今天的高等院校比起来，除教学组织较为简单以外，其他都是大同小异的。建院时的行政机构是这样的：正、副院长下设教育、干部、研究、总务四个部、处。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后，将干部处予以撤销，其工作并入教育处。将研究部缩减为研究室，隶属教育处。教育处还下设教务室、注册室、图书室和阅览室。由教务室安排教学工作，注册室掌管注册和生活纪律等工作。总务处下设有总务、会计和生产等课。另外还有一个医务室和一个休养所，负责师生的卫生和保健。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这个学院抽调了不少优秀的教师和干部。他们有的有中共中央西北局派调来的，有的来自陕北公学，还有的是从原来的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调过来的。学院开办之初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书记兼任。副院长是高克林同志；教育处长是乌兰夫同志；研究部主任室刘春同志；随后秘书长是王铎同志。1943年后，刘春同志担任院长。由于领导上关心这个学院各民族师生的工作和学习，当时的西北局统战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还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作具体指导。

　　全院约有师生员工数百人，学生中有汉、满、蒙、回、藏、苗、彝、东乡等八个民族成份。他们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部分是藏族、苗族、彝族学生，他们是从贵州，四川等省跟随红军长征过来的，其中多数人到延安后曾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再一部分是蒙古族和汉族学生，蒙古族学生多属原绥远省土默特旗，也有少数来自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以及哲里木盟。汉族学生主要是由原归绥周围各县过来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来自大青山根据地的干部，也有许多是专为投奔延安来学习的青年学生。第三部分是内蒙古伊克昭盟的蒙古族学生，他们多数来自该盟的乌审旗和鄂托克旗，有的因为受不了国民党匪军的压迫摧残而到边区来，有的是伊盟进步人士纳素滴力格尔介绍来的。这部分学生入学时都还不大懂汉语。第四部分是回族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陇东的回民骑兵团，也有部分来自干、宁、青各省。从回民骑兵团来的学生，曾经为反抗国民党匪军胡宗南部的蹂躏，在原来甘肃地区的固原一带举行了暴动，而后到延安来的。

　　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办教育

　　延安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法，是继承和发展了党办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声场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党的一贯教育方针。延安民族学院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的。

　　教学是学校的主要工作。延安民族学院的一切基本工作基本上是围绕教学进行的，这从全年时间的分配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当时，全年教学时间有九个多月，生产劳动约两个月左右，也有一段很短的假期。在教育计划和学制年限方面，则比较灵活，没有严格的升降级和毕业期限等。只要基本上能跟上班，就随班学习，不轻易升降级，虽然建校之初也规定了学习期限，学程共分为三期，每期二年，共六年毕业，，但基本上是学习一个时期后，什么时候工作需要，就分配工作，也算毕业了。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革命事业要求决定的，正体现出了当时的教育是为了政治需要服务的。

　　学院的教学组织以班为单位，建校之初每班设指导员一人，直属院长领导，随后改变指导员名称，叫主任教员，相当于现在各校的班主任。他们的职责除了教课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之外，主要是了解情况和教务室的干部研究所改进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等。课程内容结合国内外形式的实际，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并使讲课内容和水平易于为学生所接受。

　　全院有研究班、普通班和文化班三种类型的班级，班级主要根据汉语文程度的不同编成的。研究班学生的文化水平大体上相当于大学本科。研究班和普通班的高年级学生学习的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问题、历史科学、中国社会革命问题和时事政策等。课程内容是和各民族的实际生活、社会发展、以及当时的抗战实际紧密联系的。普通班低年级有政治课和文化课。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基础理论和时事政策等；文化课包括汉语文、民族语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这两种班还不定期地请校外同志做专题报告。研究室里设有蒙古族、回族、西南民族等几个组，对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进行研究。研究员多数都担任教课，其中两三人并担任了主任教员。他们还把研究民族问题的成果向学生报告。这恰好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的体现。此外，就是文化班。文化班中有的是按民族分班的，如回民骑兵团来的几十个人由于文化水平大致相同就编成了回民班，伊克昭盟来的蒙古族学生因为不大通晓汉语就单独组成蒙族班。文化班除学习政治常识和读报外，着重学习文化，文化课有汉语文、民族语文和教学等。

　　政治思想教育是教育计划的中心环节。它的内容是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政治形势来决定的。一直贯串在讲课、作报告和一切课外活动。对各民族学生，普遍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时事政策的教育。同时还着重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教育，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相互尊重风俗习惯的教育。在干部和部分同学中，曾学习过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师生中，分别进行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除了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全院师生还参加了1942年开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持续了二三年之久。领导整风学习的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有刘春、王铎、宋友田、宗群、刘景平和王志强等。

　　全体师生学习了整风文件，听了不少有关报告，参加了很多的讨论会。这次整风运动，对各民族干部同样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的认识；对于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有了一定的体会；对于自由主义和无组织纪律的危害性有了切身感受。经过了这次运动等于在革命的熔炉里受了一次冶炼，对于全院师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帮助。此外，学院一贯重视纪律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因而全院师生的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团结的很好。因为这里的教育中心是团结，在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可以证明这一点。班与班之间，这个民族的同学和那个民族的同学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无原则的纠纷，即使有一些小的争执，也都能及时得到和解。学院党组织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做到了亲自深入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一般是通过个别谈话或通过学生中的生活学习小组讨论解决，采取启发和别人帮助相结合，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方法。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革命根据地学校的重要特点，也是共产党领导教育的一贯方针。1942年之后全院师生热烈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了生产运动，一方面改造了思想，树立了劳动观念，一方面又学到了生产技能，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一般每人每年参加劳动二至三个月左右。

　　生产劳动的种类是多样化的。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时到几十里外去开荒种地，有时去除草、送粪。有些人参加种菜，个人也可以种菜。集体种菜的收益归集体所有，个人种菜的收益归个人所有。每当收获蔬菜的季节，南瓜、西红柿都吃不完。在手工业方面，有的人纺棉花，有的人纺毛线，还有的人烧木炭。记得1943年的秋天，为了给全校解决冬季取暖的木炭，曾经组织了几十个同学到延安东川口南面的野林里去烧木炭。在那里有时晚上会遇到野猪群去地里糟蹋玉米、山头上曾经出现过豹子咬死小牛的情景。烧炭的劳动是艰苦的，要把粗大的青桐树和杨树砍到，将树干截成木段，然后装到窑里点着封好，等到冒出了青烟以后木炭就烧成了。那一次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烧了五十万斤炭，完成了给全校一冬供炭取暖的任务。另外，还有的人学会了打窑洞，五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大约用十几天到半个月的功夫，就可以打成一孔冬暖夏凉的窑洞。

　　艰苦而又愉快的学习生活

　　延安民族学院创建之初，校址设在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北面的山坡上。1943年春迁到延安东门外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在地的桥儿沟，同时迁去的还有其它几个学校，各校联合总称新延安大学。1944年夏季，为了接近小数民族地区，又迁到三边。学院在延安北门外的时间较长，有两年光景。那里山岭绵亘、冈峦起伏，沿山腰上下左右打下了成排的窑洞，每到夜晚灯火齐明，很象一幢幢楼房。学校邻近有西北文艺工作团、青年艺术剧院和文化俱乐部。南面临山沟有中山图书馆，西北方不远有八路军大礼堂。隔山头东北是中央党校。再往东北不足两公里就是党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东距延水及其东岸有名的桃林公园约一公里，东南方与清凉山、宝塔山遥遥相对。每当夏季野花盛开、山草遍绿的时候，别有一番宜人景致。各民族师生能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学习，又生活在山水幽雅的环境里，真是平生莫大的幸福。

　　那时候，一般说来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全院师生都按一定的标准，实行供给制。每个学员和一般干部在供给标准较高时，每人每天十九两小米、一斤菜、一斤煤；每人每月一斤油、一斤盐、一斤肉。每人每月还发一元零用钱。因为每人每天实际吃粮十五两左右就够了，多余的可以调剂着每周吃一顿面食。衣服是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一件衬衣、一双棉鞋；两年发一套棉衣。但青年们喜爱活动，有些人两年一套棉衣不够穿，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就加发一套或一件棉衣。鞋袜脏了要自己洗，破了自己补。窑洞晚上点麻油灯。每月一盏灯发一斤油，要自己捻花做灯芯，还要防备老鼠偷灯油吃。到冬季没有现在的暖气设备，是生木炭火盆取暖的。

　　但是，同学们都是个个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的。他们每周大约学习五十小时左右。各班上课时数不等，研究班较少，普通班和文化班较多，除上课外都是自习和讨论。星期天不上课，时间自由支配。从一天的安排看，学习八至九小时，睡眠八至九小时，吃饭、休息和课外活动七至八小时，是充分注意到劳逸结合的。因此，同学们在学习之外，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每天下课后，有的到山上自己修建的篮球场打球，有的到山头上的大礼堂里下棋、打扑克，还有的自愿结合练习民族歌舞、扭秧歌。每当节日或有演出需要时，他们经过短期的排练，可以演出不少精采的节目，其中有话剧、民族形式的歌剧和大型的秧歌剧。在延安和三边演出过绥德、米脂一带的道情戏《周子山》，以及自编的《送公粮》、《纺线》等秧歌剧，显示出了少数民族青年的聪明才智，都曾被称赞一时。

　　总之，延安民族学院的师生在党的亲切关怀之下，始终过着紧张而有秩序，严肃而又活泼，即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心情舒畅的学习生活。他们虽然吃的是小米饭，住着土窑洞，但他们的精神是振作和愉快的。因为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

　　在革命摇篮里成长

　　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延安民族学院坚定的依靠学校党组织，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陆续培养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民族干部。1945年春，大部分高年级蒙古族学生随乌兰夫同志去发展内蒙古的革命工作，部分蒙古族学生迁到伊克昭盟城川学习。各民族干部在革命摇篮里成长起来，在革命事业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当年培养的几百名各民族干部，不但在抗日战争中有相当的贡献，就是在全国解放后，在个民族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今天，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如蒙古族的布赫、云士英、云彦林、李文精、云照光等同志，藏族中有桑吉悦希同志、扎西旺徐同志、萨纳同志。回族中的沙力士同志、彭华庵同志等。同时，当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过的几十个各民族干部，除了个别的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外，大部分现在都在各民族地区或民族工作的岗位上积极地工作着。

　　延安民族学院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她所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人难以忘怀，最后让我以回忆中写下的延安民族学院的院歌，作为本文的结束。以资纪念。

　　(作者简介：宗群(1910-1997)，原名钱万生，字一粟，天津蓟县人。1932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其后任天津学联常委。1937年在西安从事爱国青年抗日救亡领导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延安，历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处长，伊盟工委秘书长，中央西北局民族处处长等职。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任研究部副主任、副教务长、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代院长、代党委书记及顾问。兼任国家民委委员、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文章来源：《宗群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微博)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