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克，鄂温克族，1958年出生在呼伦贝尔草原南屯镇。这里居住着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蒙、汉等多种民族。小时候，朝克在家里说鄂温克语，在学校讲蒙语，去集市购买日用品时，用鄂温克语、达斡尔语，或是赫哲语。汉语是他接受较晚的一种语言，高中毕业时，才真正熟练地掌握。从小在若干种民族语言的交错使用中生活，朝克并未意识到这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978年2月，朝克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学习。初到北京时，朝克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甚至曾经写信给父母想要回到草原去。但随着学习的一步步深入，他逐渐适应了新的角色，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天空。他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学好外语，二是设计好自己未来的方向。在身边同学不重视外语的大环境里，朝克刻苦学习着英语和日语，背单词成为了每天生活的雷打不动。同时，在老师的影响下，他开始迷恋上了语言学。通过阅读语言学著作，自己从小就讲的那几种民族语言，此时成了吸引他不断探寻的神秘领地。回忆起在语言学的海洋中遨游的日子，朝克念念不忘恩师的启蒙与引导：那森巴雅尔老师，青格泰老师，斯琴老师，戴庆夏老师……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名字已深深地印刻在朝克的生命之中。恩师们渊博的知识帮助朝克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学基础，他们严谨的学风更是对朝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鄂温克语的语言结构》得到了那森巴雅尔老师的肯定。那老师精通俄文、日文和蒙文，是深受师生敬重的学者。他十分爱学生，尤其爱才，当时，那老师建议朝克将这篇论文发表，老实、稚气的朝克犹豫了：“行吗？”“行！”那老师和斯琴老师这样鼓舞他。

　　论文发表之后，朝克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录用。

　　朝克说：“是蒙语系老师引导并坚定了我的语言文化研究方向，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则给了我语言研究的机遇。”

　　出于对语言学的深深热爱，从1983年到1987年，朝克几乎每年都拿出一定的时间，利用有限的科研经费，频繁出入于满通古斯诸民族生活的边远山林开展调研工作。由于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主要以狩猎和游牧为生，平时居住分散，有的猎民点仅两三户人家，且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给田野调查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为找到这些猎民、牧民的居住点，朝克经常顶风冒雨，跋涉于崇山峻岭和茫茫林海之中。几年来，他走遍了满通古斯诸民族生活的猎场和牧区，东北平原、大小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

　　由于山高林密，车马难行，朝克只能骑着当地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驯鹿随引路人去寻找目的地。一次夜行至原始森林，途中不慎与引路人走散，他只身一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险些迷失方向，幸而依靠驯鹿的灵性才逐渐步出险境。

　　朝克经常与猎民、牧民们吃住在一起，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星期。白天与猎民们一同吃野果、驯鹿肉，晚上则住在用桦树皮制作的透风漏雨的简易房(当地人称“仙人柱”)内。有时害了严重的腹泻，他依然拖着病弱的躯体与猎民一起寻找丢失的驯鹿。朝克的真诚使猎民们深受感动，调研工作也因此得到了猎民的积极配合。经过艰苦的努力，朝克终于掌握了几百万字的第一手语言调查材料。

　　为了扩大研究视野，朝克除掌握鄂温克语、蒙语、鄂伦春语、达斡尔语、赫哲语、汉语、英语和日语外，还学会了满文、希伯来文，并可以较熟练地使用阿夷奴语、朝鲜语。朝克深知“知有限，不可知无限”，他锲而不舍地学习多种语言，探索研究多元学问，扩展自己的语言文化人生。

　　1988年，朝克通过日本国费生的考试，进入东京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在日本的短短两年时间里，他除了按期完成博士生众多的课程之外，还用日文撰写了10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两本专著，并利用空余时间在日本16所大学开办专题讲座。他于1989年2月初到达日本，5月份就用日文撰写出他留学(微博)期间第一篇学术论文，令他的日本导师大吃一惊，因为按照通常的情况，至少要在一年以后，留日中国学生才可能以日文撰写学年论文。

　　在日本，朝克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日本语言学资料。当把这些资料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时，他惊喜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类同现象。他随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一系列学术报告和论文中，指出：日本阿夷努语同我国北方满通古斯诸语及阿尔泰诸语间的底层结构中存在着不可否定的共有关系，日本语同我国北方的达斡尔语有着特殊的近亲关系，爱斯基摩语、西伯利亚诸民族语、日本北海道阿夷奴语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均有着深层次的关系。这些论断，在日本语言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日本语言学家在朝克展示的大量真实可信的语言资料和成果面前不得不折服。

　　朝克已先后用汉、蒙、英、日文在国内外出版专著9部，发表学术论文70篇，译文10篇，共360余万字，并多次获奖。本人多次被评为优秀科研人员，1997年获社科院十大优秀青年称号。

　　朝克先后被选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学术国事一肩挑，充分显示出一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社稷意识与人文关怀。

　　1998年，朝克代表共和国参加在菲律宾召开的首届亚欧青年议员基金会会议，一篇《有关亚洲金融危机》的大会发言引起了各国人士的广泛关注。朝克在发言中详细而深刻地阐述了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态度和作用。鉴于当时一些国家对我国人权问题的质疑，朝克特意在发言的最后谈到了我国的民族问题。朝克说，我来自于中国一个人口数目很小的少数民族，今天却能站在这里代表我们国家13亿人讲述国家立场，这就足以证明我国对人权的重视程度。中国的民族政策非常先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每一个民族都保存着鲜明的民族特征；二、通行的纸币——人民币上印有少数民族的美丽身影；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同胞身着民族服装出现在公共场合都只会赢来羡慕的惊叹声而不是鄙视和嘲笑。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中国的民族平等以及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爱。发言中，朝克还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举座赞叹不已。

　　学者与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使得朝克在与其他代表一样肩负沉重责任的同时，还具有对社会问题特殊的关注视角。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朝克提出，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最聚集的地方，他们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用共同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人类群体中显示出独特的人文价值。因此，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一定要保护好这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并提交了相关提案。

　　人们赞扬朝克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朝克自己却看得很淡，他认为，是草原丰厚的文化沉积和恩师的指导给了他智慧和灵感。他说，其实他的生命很简单，只是有着那么一种叫做爱的信仰一直存在心底，这就是对草原、对学术，对社会、对祖国的爱。是这份爱支持着他不断探索，不断进取。成就只代表过去的辉煌，荣誉则是人民对自己的肯定。他将永远背对成就，面对信仰，牢牢地踏实今后的每一个脚印。

　　(资料来源：“北京高等教育丛书”《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微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