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6年到历史系学习，后到民族文物研究室、民族研究所工作，再到民族学系任教直至退休。目睹母校从小到大，列入全国重点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行列，再进入“985工程”的国家重点，然后向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迈进。

　　在母校庆祝六十年花甲之际，我感慨万千。生我父母育我党，校思绵绵情义长。“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果要说感恩，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国家、领导、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家人、老伴等等。感恩祖国，无论国内外风云如何变幻，总是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感恩老师给传播知识。感恩同学、同事，总是相帮，和衷共济，共同奋进。

　　从入学之日起我总是想，母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亲手创办的新型学校，既有当年延安民族学院革命时期的光荣传统。又从全国北大、清华等老校抽调一批顶尖学者来校，从长远计，为教学、科研打下鼎好的基础。

　　记得1956年历史系开学典礼那天，系主任翁独健教授说，“民族史和民族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创办的专业，在我们系是四世同堂。潘光旦、吴文藻教授是祖师爷，他们是中国民族学的开山祖；费孝通、林耀华教授，是第二代。潘、吴、费、林，名扬天下，同堂为师，是各位同学的幸运。至于系里的教师，也已经有学生同在系里任教，大而化之，把他们通称为第三代。现在各位新同学又踏上了这个学科的大门，也就是第四代了。四世同堂教与学，共同把中国民族学发扬光大，算得上中国学术界一件喜事了！”我们56级的学生，经过五年学生生活，在校党、政领导和各位老师的教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业，并理论联系实际，前后两次，历时两年，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及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编写工作。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全体同学共同参加了系里《中国民族志》教材的编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校始终面向全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教学和科研并重，结合民族地区的发展，承担起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从教学到科研逐步形成鲜明的特色。始终与国家各历史时期工作紧密相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始终以服务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己任。随着国家的发展，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是我深深感受到的。我本人参与感受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当党中央提出改革开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犹若历史风云中巍然屹立的丰碑，鼓舞我们不断进行创造和开拓。最早响应党中央号召，全国八大教授提出恢复民族学的建议，其中我校老教授占多数。我校率先做了大量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工作。其中通过各级组织联系，我校民研所和吉首档案馆达成合作出版苗族学者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就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确确实实为民族地区做了一件大好事，得到了社会上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好评。

　　二是：当海峡两岸关系开始破冰解冻和平发展。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有一部书稿，经民间个人联系，台湾中研院同意提供手稿复印件，学校大力支持，纳入“985工程”出版计划，我校“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提供出版资金，达成我校与台湾中研院合作出版契约书。这部400多万字的《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内容涉及语言、宗教、医药、民俗、文学、社会等诸多领域，共八卷十册。书出后学校还专门为此召开了座谈会暨赠书仪式，副校长马文喜出席座谈并讲话，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著名学者王明珂致辞并接受赠书。来自民族团结杂志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和我校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指出该书是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先驱石启贵先生的遗著，上世纪30年代作者参与湘西苗族调查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其后独立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此书于2009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作为两岸学术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此书也是我校“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标志性成果，服务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促进了两岸的合作与交流。

　　以上说明，母校就是这样重视科学研究成果的，在此校庆60周年之际，在这“弘扬传统、凝聚人心、彰显风范、再创辉煌”的时刻，我祝母校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