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秋白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闻宥教授谢世迄今已经九个年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一切恍如昨日。

　　闻先生是众多师长中令我十分景仰的一位。80年代初，我有幸应邀在教学之余兼作先生的助手。此后，直到他逝世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这使我对他广博的学识和为人处世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现仅撷取我与闻老直接交往中的二三事匆匆命笔，以示怀念。

　　“左”与“右”

　　在50年代中后期，我还是民族学院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时，经常能听到不少著名教授讲课，有朱德熙、罗季光、王均、王辅世、王钟翰、马学良等。在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清癯、矮小身材、带着浓重松江口音的长者，他便是闻宥先生。那时他正给高年级同学讲课，低年级学生无课也可旁听。一次，他讲的专题叫《“左”与“右”》，闻先生旁征博引，贯通古今，讲解“左”字与“右”字的字形、字音以及字的本义与变义，指出“左”、“右”不仅仅是个方位问题，同时也是有关古代礼仪、地位待遇的标志。可以说是有史有论、深入浅出。至今有些例证虽已淡忘，但“左”与“右”这一标题以及内涵却已铭记于心。就在先生的“左右”辩言犹响耳边之际，一场政治风暴无情地袭来，他被卷进了“反右”的政治大漩涡中，成了他学术报告中“左”与“右”平衡的两级中的一极。一个才华横溢正值盛年的教授，就这样被推押着走上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难熬的坎坷之路。尽管他仍然尽力从事他所能及的教学、科研工作，尽管他对人仍是那么谦和，但是，显然他变了，是时光催老，还是内心承受着重挫？总之，在课堂上我很少再见到他像当年那样激昂，那样神采飞扬了。

　　“教”与“学”

　　1964年我院汉语系(中文系前身)一成立，闻宥先生便在系中执教，他有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几十年间涉猎语言、历史、金石、哲学、民俗、铜鼓文化等领域，素有“杂家”之清誉。作为年轻的助教，我有幸指定第一次当上闻先生的助手，具体任务是闻先生讲授后，我协助作课下辅导。记得最深的是，那一年为政治系的学生讲古代哲学文选。他亲自编选教材，认真备课，耐心讲授。先生对老子，尤其是对文笔恣肆汪洋的庄周更是情有独钟，课堂上从来不看讲稿，但讲解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使听课变成一种精神享受；有一次，当我情不自禁地在闻老面前道出我的感情时，闻先生那不易展现笑容的脸上隐隐闪过一道光亮，不无诙谐地说：“站在讲台上，我是一无所有的，只剩下庄夫子的‘物’、‘ 我’两忘了”。提起闻先生的诙谐幽默，我又想起一件趣事：闻宥先生，又名闻在宥。和先生聊天时，我曾问及先生之名何意，是不是典出《庄子·在宥》篇？闻老笑而不答，仅仅用浓重的乡音琅琅地诵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下也，……；宥之也者，……。”之后，先生便慢慢的摇头笑着说：“庄夫子要在宥天下，岂不大乱！还是治天下好”。闻先生之豁达、亦庄亦谐如此。

　　闻先生有很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又十分健谈。他可以把一个闲话题材，转化成为学术问题切磋；可以从一个具体观点出发，将你引入渊博的领域。与闻先生的接触，对我后来从事古汉语教学，无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尊敬闻宥先生，以前在他面前我总是十分拘谨。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又一次面临厄运时，我见到他总是毕恭毕敬的叫一声“闻先生”。因为我知道应该向他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从他那里真正学到的却又太少了。

　　“博”与“深”

　　对于闻先生的学问应当如何估价，通过与闻先生的初步接触，我以感觉到他功底深厚，知识面广，国学西学皆精，对民族学语言文学造诣尤深。但这仅仅是初步接触的印象。80年代初，院方又一次动员我当闻先生的助手。据悉，这次是闻先生点名向院方提出来的。我这次当助手的主要任务是帮助闻先生整理旧日文稿，因为院科研处出版《闻宥论文集》的工作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尽管此时我和闻先生已不在一个单位(闻先生已到民族研究所)，尽管我自身负担很重的讲课任务，但是听到这个讯息也很兴奋，可以说是欣然从命，利用暇余时间立即投入了工作。因为这既是学术界的期待，也是闻先生多年的心愿。正如《闻宥论文集》(一下简称《论文集》)“后记中闻先生所说：“这些年来，朋友们看到我快离开人间了，希望我自己编集，留一个小小的纪念，他们的好意我很感谢。”

　　在整理文稿过程中，除了将先生几经修改的近年内发表的文章誊写校清之外，更多是要翻检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资料，那里有先生早期发表的论文，对年代久远的这些文字，先生并非拿来就用，而是再度以审核的眼光严格修改，然后交给我处理。往往有这样的情景，面对已经整理好的文稿，先生会突然感到意犹未明，于是又追加或删减，然后请我重新抄清，每到此时，闻老便会显出十分的不安和歉意。但是，看到闻老日渐虚弱的体态，我面对他所嘱托的工作，总是不待催促，从不拖延。

　　皇天不负有心人，《闻宥论文集》终于在1985年7月，由我院科研处内部印刷发行了。但是，就在油墨未干，先生枕边寄赠友人的《论文集》尚有余册之际，闻先生便因心力衰竭，药石不济，于9月27日夜半凌时溘然长逝了。抚摸着这橘色封皮的《论文集》；尽管这册《论文集》只收入十一篇论文，也仅有一指薄厚，但对于闻先生以及了解闻先生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慰藉。

　　“梦”与“深”

　　闻宥先生，又名闻在宥。

　　1901年10月5日，先生出生于江苏松江府(原娄县)泗汫镇一个书香寒门，父亲是清末秀才。1915年后，他离家到松江府中学就读，十分爱好文学，写了不少诗篇，受到南社诗人姚翁的赏识，引荐他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南社诗人一年一次的“雅集”(文人聚会)。此后结识了南社社长柳亚子，并加入了南社，不断发表诗篇，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1920年，先生入上海震旦大学(教会学校)文法学院就读，该校用法语教课，先生法文自然精通；课后先生又自修拉丁文，练就了坚实的外语功底。

　　自1962年始，闻先生先是在几个私立大学任教，后又经过顾颉刚先生介绍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副教授、教授。此间，他又自学了越语，写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并和法国著名学者马伯乐通信进行学术切磋。1932年，在青岛山东大学文理学院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3年秋至1935年夏，又任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平大学女子教授。1935年秋，重返山东大学(微博)，一年后因国家动荡，局势难测辗转到了四川、云南等处。1937年从春至冬在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8年春到昆明，任云南大学(微博)文学院文史学系教授兼主任，又兼西南联大义务讲师。1940年春至1951年冬，在四川成都私立华西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长，同时兼四川大学教授；1951年冬开始，在公立华西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兼附设博物馆馆长。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整后，闻先生任四川大学中外文系教授；1955年调到我院工作，直至1985年9月逝世。

　　这一系列的职务、职称标志着他人生旅途中一个个辉煌的驿站。先生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始终是不倦的、执着而孤寂地进行学术探索；在神圣的讲台上授业解惑。先生笔耕口耘几近六十个春秋，可谓殚精竭虑于教育园地。他一生中梦寐以求的便是在民族学、语言学领域内获得大面积的丰收，他在厄运降临时并未被压垮，尽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作为一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只要一息尚存，就仍旧在编织美丽的梦，在梦中实现真实的自我。就在闻老仙逝的前半年，他还很有信心地计划着自己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一是继《论文集》出版之后，再进行第二卷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二是要尽快地完成由他组织编写的当代《词诠》——《古汉语虚词词典》；三是已经物色到一位品学兼优的青年教师，计划招收为自己的博士生；四是为全院学生作一次有关汉代壁画的学术讲座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无情的病魔所吞噬，先生就这样带着深深的遗憾、念念不忘他未竟的工作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

　　回忆使我心情激荡难平，抬头仰望墙上悬挂的闻宥先生1983年相赠的那飘逸如云、流畅似水的墨宝，先生挥毫我展纸的情景便跃然而出：先生说“我老了，提不动大笔了”，但他仍一挥而就，字修诗雅，堪称“双绝”。这是一首无题七绝，平仄谐合，风格淡远，蕴含了诗人对往事的追忆、对垂老的感慨以及对后人的策勉，其词曰：

　　“来时还是去时天，欲道来时已惘然。

　　只有松江桥下水，无情长送去来船。”

　　闻先生是松江府人，闻先生博深的学识、敏捷的才思，堪于松江之水共流；闻先生那淡泊、坚韧而无欲无求的一生，更像松江清波那么安详宁静。

　　(文章来源：《民族教育研究》(庆祝中央民族学院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专号)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