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仁 赵鹏 沙黑拉

　　古今中外，一个老师一辈子能培养出一位名师已属不易，如果能培养出一批名师来那就更是难得了。吴文藻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老师。他在有生之年培养了诸如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李安宅、李有义、陈永龄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这不仅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颇为罕见，在整个中国甚至世界教育界也颇为罕见。

　　吴文藻先生为什么会培养出这样一批中外知名的学者呢？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绝非偶然巧合，而是吴文藻先生在培养学生上推行正确教育思想、实施科学教学方法以及倾注全部心血的结果。

　　自1929年吴文藻先生在美国学习6年后回国在燕京大学从教起，就把培养人才当作自己的第一天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

　　他首先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作了全面、深入和细致的观察，并在观察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他一针见血地对当时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全盘洋化的状况作了揭露，他说，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因此，当务之急是应该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并把它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努力训练出中国“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使中国式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从而实现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彻底中国化”。

　　吴先生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实际上主要是三项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

　　他首先做的是寻找理论构架。早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吴先生就已了解了不少当时较新的学术思潮，回国后他更是埋头查阅各种有关资料，对法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德奥社会学和民族学、英国社会人类学等各种学术思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在对这些学派做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最后觉得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比较中意。

　　他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他的这一选择：“近两年来自己常常感到国内社会科学材料内容的空虚，颇想利用此派的观点和方法，来尝试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因为“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上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因为功能学派主张“功能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就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这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研究”。因此，用功能学派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国情就能取得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研究路子。

　　为了宣传和推广功能学派的学说，吴先生专门写了《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一文，对功能学派作了系统的介绍。同时，他还邀请了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拉得克利夫·布朗到燕大社会学系讲学三个月，并把由他主持的《社会学界》第9卷作为纪念布朗来华讲学的专号出版，其中有吴先生本人写的《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他与李有义、左景媛等人翻译布朗的《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有燕大法学院院长杨开道的《布朗教授的安达曼岛人研究》和林耀华的《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等文章。为了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功能学派，吴先生还专程去伦敦与马林诺斯基交谈，参加他举办的“席敏纳尔”讨论班。后来他还把马凌诺斯基赠送的手稿《文化论》交费孝通等人译出，并在该书中文译本后附上了他亲自撰写的《论文化表格说明》。

　　在找到了理论构架后，吴先生就开始着手组织对中国国情的研究。

　　吴先生十分清楚，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在以前没有什么研究的基础上，要想全面铺开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出了进行社区研究的方案。所谓社区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微博)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为了让大家了解社区研究是什么，吴先生一连写了数篇文章进行介绍，其中主要有：《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北平晨报》1935年1月9日)，《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北平晨报》1935年4月17日)，《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载《社会研究》第101.102期)，《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学刊》第5卷第1期)，《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载《社会学刊》第5卷第2期)等。

　　吴先生担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后，为了使社区研究得以实施，他从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教到国内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使社区研究蔚然成风。如派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都县调查乡村领袖冲突问题；派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调查宗族组织问题；派费孝通考察江苏省江村的农村经济问题；派黄华节到定县调查礼俗和社会组织问题；派黄迪到清河调查村镇结构问题；派郑安仑到福建调查侨民问题；派李有义到山西徐沟调查社会组织等等。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后来在吴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都陆续得到了发表。这些成果对当时的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今日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也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要真正实现中国化，还必须要有具有中国特有研究风格的“独立的科学人才”，吴先生对此尤为重视，他把最大的精力和心思花在培养学生和专业人才上。

　　他不仅在教学中采取各种方法使学生掌握更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还注意培养学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他在具备一定专业和基础知识的本科三四年级中以讨论班的方式开设了“先秦社会政治思想史”和“近现代社会政治思想史”两门课程。他先让学生在这两个范围内自选某一专题进行准备，然后进行个别的指导，最后让他们各自在讨论班上讲解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组织大家讨论。通过这一形式，学生们不仅锻炼了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而且还出了成果。如林耀华当时写的“严复社会思想”就得到了吴先生的赞赏，后来发表在《社会学界》第7卷上。

　　为了培养出一批干练的人才，吴先生还对一些在本科学习时比较突出的学生进行了重点培养。由于当时国内大学的学术条件还不好，因此他决定安排学生到学术条件较好的欧美国家深造。他对派哪个学生到哪个国家，在哪个学校和以谁为导师都作了周密的筹划。例如，安排李安宅先到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人类学系，跟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的两位大弟子克娄伯(A.L. Kroeber)和罗维(R. H. Lowie)学习，后又到美国东部的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跟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学习；派林耀华到美国一流的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把费孝通引荐给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当学生；送黄迪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把瞿同祖和冯家升推荐给著名学者魏特福等。这些学生学成回来后大都成了民族学和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生活》和林耀华的《金翼》等。

　　为了使培养重点学生的做法制度化，吴先生还利用1937年出国访问的机会专程到英国牛津大学了解导师制的做法。他与该校副校长、巴里奥学院的院长老林叟( A. D.Lindsoy)协商，请他们帮助燕大社会学系推行“社会科学荣誉学位导师制”。这种导师制的做法是从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学生中挑选成绩优秀的学生予以个别指导，毕业后授予荣誉学位。老林叟已答应来年派他儿子小林雯(M. Lindsoy)和戴德华(G. Taylol)来华指导。但是由于“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了北平，局势突变，使这一计划没有得以实现。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残害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吴先生再也忍无可忍，他连一天亡国奴的日子也不愿意过下去了。1938年夏，他不顾当时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再三挽留，坚决辞掉了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的职务，与志同道合的贤妻、著名爱国作家谢冰心先生率家南下，投入抗日行列。

　　南下以后，吴文藻先生先是在昆明云南大学任社会人类学讲座教授，并筹建云大社会学系，云大社会学系成立后他又就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为了把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继续下去和为同行们创造研究条件，他又筹建了燕大与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并和其他同行一起成立云南人类学会。这个研究工作站在敌机滥炸下迁居昆明附近的呈贡魁星阁，“魁阁”因而成了这个研究工作站当时的通用名称。魁阁是吴文藻先生用来实行他多年的主张为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在他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他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尽管1940年底吴文藻先生离开昆明去了重庆，这个小小的魁阁还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取得许多相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40年底，吴先生到设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尽管人已开始进入官场，但是吴先生并没有忘记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事业。由于他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又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因此客观上也有助于他继续关心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在这期间，他又参与筹建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并推荐林耀华为社会学系代主任；参与发起和领导“边政学会”和主持《边政公论》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并写了著名的《边政学发凡》一文(载《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 ,6合期)；推荐陈永龄、李镇去新疆教书和搞研究；推荐李有义到拉萨研究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问题；去印度考察民族和宗教冲突问题；去新疆考察西北民族问题；利用去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年会的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发展的状况等。吴先生的这些工作和活动，对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得以在抗战的烽火下继续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晚年，他仍然非常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工作。从1979年开始，他参加了指导两届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工作。他极其认真地辅导学生看书和写论文，并常常把学生召到家中单独面授。如王庆仁在研究生阶段，几乎每周都要被他叫到家中去一次。他把从国外得来的最新材料都毫无保留地交给王庆仁阅读，有时甚至还对某些重点章节和主要论点进行讲授。

　　1985年春，吴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但当他接到第二届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时，居然精神起来，昼夜不停地把四篇共约几十万字的论文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作了审阅，并写下了非常详细的评语和修改意见。为了对学生负责到底，他还强扶拐杖参加了论文答辩会。可是，就在参加完最后一个学生的论文答辩会的几天之后，他老人家倒下了，连续昏迷了50天，没能同亲人、学生和朋友们说上一句话，就闭上眼睛与世长辞了。他为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发展事业贡献了最后一滴血。

　　吴文藻先生去世后，谢冰心先生根据吴先生的遗嘱，把他们平时节省下来的3万元人民币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作为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奖学基金，同时还把珍藏了多年的几百册图书捐献给国家，为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最后的一份光和热。

　　费孝通先生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的会上说：“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10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带头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学术方针中，有不少就是吴老师留下的教导。”

　　他评价吴文藻老师的为人时认为，吴文藻先生在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引进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于使他自己成为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而是着眼于学科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吴文藻先生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费孝通先生是吴文藻先生的第一代弟子，追随吴先生多年，并为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他对吴文藻先生的评价无疑是最为中肯的。

　　关于吴文藻先生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国内各种出版物上有几十篇之多，网络上的文章则更多，例如，武汉大学(微博)学报( 社会科学版)上有一篇题为《吴文藻教学方法论指导思想的借鉴意义》的文章，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吴文藻的教学方法论指导思想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和启迪，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当前，正值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教师是教育的最关键环节，如果能够涌现出千百个像吴文藻先生这样的老师，我国的教育事业就一定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由中央民族大学(微博)学校办公室贾仲益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