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若

　　“研究宗教学，这真有点应了佛教的‘业报’说。作下了‘业’，就种下了“因”。因必有果，果必有报，我迟早必须面对《宗教学通论》和《西方宗教学史》的业因引来的果报”。这是一代宗教名师吕大吉对自己如何与宗教学结缘的感悟。作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宗教学体系、著就煌煌宗教著作的知名学者，谁曾料想吕大吉之前的最爱却是哲学而非宗教。然而，人生无常，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走来的人身上无不镌刻着命运颠沛的痕迹，选择并不是一件自由而容易的事。所以，才有了吕大吉对自己“弃哲从教”的感慨之言。

　　吕大吉生平

　　回溯吕大吉的生平，天生的才气让他似乎总与幸运结缘，但命运的磨砺更铸就了他坚毅的品质和崇高的人格，促使他在学术的领域勇攀高峰，终成一代宗教名师。

　　吕大吉于1931年9月生于四川达县滴河乡。1949年家乡解放时他考入川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过土改运动，做过川北行署财政厅秘书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纺织工业管理局秘书。1953年5月，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选拔了一批文化素质好的干部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吕大吉在上海复旦大学(微博)补习后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当时只剩下一个哲学系，全国的哲学名师都集中到了北京大学。金岳霖当时担任系主任，贺麟、冯友兰、张岱年、洪谦、张世英、任华等名师分别担任各门课程。那是北大哲学系的黄金时代，吕大吉为自己有幸成为全国院系调整后的第一届哲学系学生而庆幸。在众多名师的熏陶教诲下， 哲学的智慧种子播散在了他的心中，赋予他善于思辨的头脑，令他逐渐养成了肯钻研、扎实的学习习惯，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石。

　　吕大吉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专业，教授西方哲学史。但是，这种平静的从教生活很快就被各种“四清”运动所打破。之后令人疯狂的“文革”席卷而来，正常的教学秩序破坏了，学术研究也无法进行。1975年，在“文革”即将结束之际，吕大吉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从事宗教和无神论研究。由此，吕大吉正式与宗教学结缘，开始了对宗教学的研究。

心许宗教，“业因”引“果报”

　　吕大吉说，刚开始他对从事宗教研究还是三心二意，并无“终身相许”之意。他曾对当时主持宗教所工作的任继愈先生许过愿，也求过情：既到宗教所来，总得为宗教所做点事。当时吕大吉打算做两件事：一是写一本宗教学，二是写一本宗教学史。事成之后，希望宗教所高抬贵手，让他回到哲学研究领域。他说任先生当时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据说当年陈毅老总说过，他本是学文学出身，不得已而从武打仗。什么时候仗打完，一定回头搞文学。可后来他并未实现自己的心愿。你将来在学术上的命运，说不定和陈老总差不多。吕大吉说，他当时理解任先生的意思，但心里却大不以为然。可是，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任先生之所预料。

　　当《宗教学通论》和《西方宗教学史》两部著作先后出版后，照理说，吕大吉对昔日的许诺已经有了个交代。心愿既了，尘缘尽矣，可以无所歉疚地回到打从青年时就苦苦追求的哲学王国中去“参禅悟道”，实现本来的理想。但是，也正是在这时节，他才发现，由于他这几年在宗教领域迈出的这几步，已很难再回过头来了。这两部著作的“业因”终于引来了“果报”。自此，吕大吉一头奋猛钻进宗教学的研究中，写出了多部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

　　二十多年来，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遍及宗教学各个领域，他在宗教学原理、西方宗教思想史、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以及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贡献尤其突出。在学术思想上，吕大吉教授强调“以真理为师”，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提出 “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的原则，既不赞成用信仰主义的态度研究宗教，也不赞成与宗教对立而无同情的研究立场，提倡理性与宽容并重，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历史地全面地评价宗教，对各种形态的宗教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与评价。

　　吕大吉教授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宗教学通论》(主编和主笔)(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0〕；第一届国家图书奖〔1980－1992年间〕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1992〕；第一届中国社科基金项目一等奖〔1999〕。)、《洛克物性理论研究》、《巴克莱主观唯心主义批判》、《斯宾诺莎的无神论》、《休谟、康德的不可知论与宗教》、《论机械唯物主义》、《关于宗教本质的思考》、《人道与神道——宗教伦理学导论》(荣获华东区优秀著作奖〔1992〕)、《西方宗教学说史》、《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六卷本(总主编)等。译有《人类理智研究》[英]休谟著，《比较宗教学史》[英]夏普(合译)等。

苦心钻研，著煌煌巨著

　　当时吕大吉研究宗教学的学术环境是相当恶劣的。那时，宗教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学科，自“文革”之后才出现在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宗教学”这个概念就已被贴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签，从学术之林扫地出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宗教学界的思想解放也步步深入。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终于提出了建设和发展“宗教学”的问题。1983年，在福州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决定把研究和编写《宗教学》一书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委托吕大吉为这个课题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世界宗教所与北大合作，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宗教学专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宗教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专门人才。当时计划在北大开设“宗教学原理”和“西方宗教学说史”这两门全新的基础理论课程，委托吕大吉担任主讲。受此重任，吕大吉内心压力很大，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已中断了30多年，长期“左”的思潮的影响，使学科建设上还有许多认识上的混乱，在自己还未完全厘清之时，如何编写教材，向学生讲课呢？吕大吉考虑到，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是在西方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中国虽然还是未被认识和发现的“新”事物，但在西方却是一门历史久远、根基深厚、门户独立、名家辈出的显赫之学，要在中国建设和发展宗教学，决不能脱离这门学问已经走过的历史轨迹和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

　　为了广泛吸收前人的科学成果，作为建设我们自己的宗教学的借鉴，吕大吉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宗教学说的历史。在研读中他感到，宗教学的先驱们是把宗教当作人类的一种文化形式，不仅对之进行哲学性的批判，而且还应用比较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现象学等多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使光怪陆离、神秘莫测的超自然世界将其本来面目展示在科学理性面前。西方的宗教学说史，本质上是启蒙思想的发展史；近代西方的比较宗教学则是西方历史上启蒙思想发展的产物。由于我国宗教研究在不少领域都未曾问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吕大吉决定一边翻译引进西方宗教学名著，一边研究构建我国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吕大吉请在加拿大多伦多进修的朋友在图书馆查找、复印西方宗教学名著，又与何光沪、高师宁、金泽等人翻译了麦克斯·谬勒等人所著的《宗教学导论》、《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比较宗教学史》等40多本宗教学名著，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翻译、引进、评介，学术界不仅对西方宗教学的发展脉络、现状和趋向有了清晰的认识，认识到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也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座标和前进的方向。

　　在翻译引进的同时，由吕大吉主编和主笔的《宗教学通论》第一稿于1986年草成。在北京大学宗教学专业讲课时，吕大吉不断听取、收集学者们的意见，不断修订和重写原来的稿子，历经各种曲折，前后坚持研究写作了10年时间。1989年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好评如潮，1990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2年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1980 1992)提名奖；1992年荣获我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1999年荣获第一届全国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宗教学通论》是我国宗教学说史上的开山之作，是第一部拥有严整体系的宗教学的上乘之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国已故宗教学前辈碜罗竹风先生在该书出版不久的一次学术会上指出：“这部书对于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宗教学通论》在台湾出版时，当地学界的评论认为，此书堪称宗教学的中文版科学性论述的开山之作，为宗教学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构架和丰富的材料。1998年，吕大吉根据出版后9年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和学科的新发展，对《宗教学通论》从内容到体系结构都进行了大量修改、删节和补充，更名为《宗教学通论新编》。出版社在介绍中说，《新编》是《宗教学通论》的完善和发展，两书皆是我国宗教学术界建构框架、填补空白的理论巨著，哺育了一代学人。作者强调以真理为师，博采众长。作者提出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的原则，对各种形态的宗教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评价。

　　1994年11月，吕大吉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3万字的《西方宗教学说史》，他以西方各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及宗教学者对宗教问题所做的一系列理智性、学术性的探讨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思想资料和透辟的理论分析，辨证地揭示了西方种种宗教学说的启蒙性质、内在逻辑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构建起西方宗教学说史的范畴系统和逻辑体系，填补了我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空白，为我国宗教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2002年吕大吉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从哲学到宗教学》。论文集选辑了他40余年学术生涯中的近40篇论文。除了早年关于哲学问题的研究论文外，宗教学论文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与历史；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西方宗教学说史的探索；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的资料建设与学术研究；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等。2003年，吕大吉又与中央党校龚学增、中央民族大学何其敏、魏琪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金泽共同合作，为大专院校学生写成教材《宗教学纲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淡看功名，潜心苦修治学

　　在谈到如何治学时，吕大吉认为，做学问需要一种艰苦奋进的精神，治学好比修行，是在家里作修行的“和尚”，没有自觉地苦修是无法成气候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学者要摆脱世俗利益的诱惑，要看淡功名，只有不懈苦修，执着追求，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著名学者牟钟鉴说：“吕教授是一个非常认真，从不满足的人。他的宗教学研究历程是他数十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开拓不断深化的过程，充满了劳苦与艰辛。他从来不自封为权威，总是检讨自己的不足，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初步的，是在为宗教学的研究开辟道路，期待着更多的青年学者从事这项研究事业并能超过自己。我对吕教授那样浓厚的学问功底、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洋溢的超群才气钦佩不已；我更钦佩的是吕教授的宽博心态、开放精神、超越自我的勇气和提携后进的热情。人们从新编中不仅可以得到许多理论上的有益启示，而且会看到一位诚实学者的性情和风格。它使我们懂得真理的追求需要全副生命的投入，学问的建树需要长期辛勤的耕耘。急功近利的人将永远被自己排除在神圣的学术殿堂之外。”

意气风发，勇追理想梦

　　吕大吉在由《通论》到《新编》的编写过程中坦言：“人生在世，总是有所追求的。所不同者，追求的目标各不同而已。追求的目标各有不同而已。追求的目标有美丑之分，追求之行为亦因之而有高下之别。对于高尚的追求是高尚的，对于完美的追求是美好的。尽管追求之行的结果未必遂人所愿，但这并不能改变这种志在完美的行为所具有的美好性质。绝对完美的人格和事物，大概只存在于理想世界和美妙的梦境之中。但一个人只要不自甘卑下，就不应放弃这种追求完美的理想之梦。在从《通论》到《新编》的过程，我所经历的也就是场如此这般的‘理想之梦’！不过，这种性质的梦是我心甘情愿、孜孜以求的。不仅我自己，而且他视为终身知已的友人也给他以支持鼓励他把“美梦”变成真实。正所谓‘十年一觉新编梦’，醒来一看，赢得了什么呢？除了兴奋，也有很多的失望。因为，变为现实的新编远未达到原来所期望的完美境界，仍然留下了许多缺陷。唯一使其聊可自慰者，毕竟不仅曾做过一场追求完美的梦，而且还伴随了一场求其实现的行动过程，而对完美的追求也是完美的。”

　　时年76岁的吕大吉不仅在学术上矢志勇追“理想之梦”，在生活中也是意气风发，相当健朗。自1996年退休后，吕大吉又被单位反聘了7年。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微博)担任宗教学博导。吕大吉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在带博士生。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他长期坚持洗冷水澡，经常到操场跑步3000米，每周坚持爬香山一至两次。爬山活动是由吕大吉发起的，由清华、人大、民族大学多位教授组成。

　　《名贤集》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多少风光同居。长江一去无回浪，人老何曾再少年。”然而，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怀揣着执着滚烫的理想之梦的古稀追梦人，不仅勇敢坚毅地攀登学术高峰，更以无比坚韧的意志跨越一道又一道生命的沟壑，彰显着人生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