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翻开新的一页。对所有在过去接受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更是一次大考验。林先生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希望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国家和民族。他也想到少数民族地方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些事情，改造自己的思想。也正是这样的机遇，成就了林先生“足迹遍布除台湾外的所有省区”。

　　1951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派遣了一个西藏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在西藏当地被称为科学工作队，工作队中有个社会历史组，林先生任组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的多吉才旦担任副组长，成员有宋蜀华、王晓义等。多数成员于1952年秋回到北京，直到1954年工作才正式结束，前后延续将近三年时间。队伍中有几位同志从此留在西藏工作。他们根据调查资料写成《西藏地方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西康藏族地区社会概况》、《波密简述》等，对于宣传西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代初期，林先生参与领导了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8月初至10月中旬，林先生和一同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的傅乐焕、王辅仁、陈雪白、阿勇绰克图等人，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派遣，到黑龙江省龙江县、纳河县和内蒙古呼纳(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布特哈、莫力达瓦等地，完成了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

　　当时，民族识别的任务异常艰巨，特别是1954年普选时，全国上报的“族称”有400多个，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族体上报族称。仅从表面分析，他们就能发现报上来的“族称”很复杂：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还有自报的竟是地方籍贯名称或特殊职业的名称。因此，民族识别要做的，一是分清自报的名称中哪些是少数民族，哪些实为汉族；二是在确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族称中，分清哪些是单一民族，哪些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组成一部分，最后确定其民族成分和族称并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保证他们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很明显，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与新中国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1954年5月至10月，林先生带领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云南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六个专区，对彝、壮、傣、哈尼等族的不同族群进行民族归并和识别调查。参加者有当时和他一起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的沈家驹、刘尧汉、周汝诚、王恩庆、施联珠、陈凤贤、王晓义、黄淑娉、王辅仁、王良志、吕光天、严汝娴等人。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等机构对调查给予了很好的合作。调查与民族识别前后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识别了29个民族单位，后一阶段识别了39个民族单位。云南民族识别不仅解决云南省内繁重复杂的识别任务，还给全国做出了示范。

　　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以后，1956年在全国人大民委的领导下，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调查组由8个扩大到16个，参加调查的人员最多时达千人以上。至1964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余部。

　　此后，林先生一生与民族研究结缘，有生之年足迹遍布除了台湾以外的各少数民族地区。

　　五、教学生涯七十载，书斋田野相映辉

　　如前所述，林先生自1932年作研究生，1935年留校跟随拉德克利夫·布朗担任助教，至2000年去世止，一生没有离开过教师这个岗位。若从1932年算起，其教学生涯长达69年，正可谓“教学生涯七十载，书斋田野相映辉”。

　　1950年代，林先生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956年，他参与创办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之后是十年浩劫。文革后他重回民族研究的领导岗位，为学科、为机构、为人才、为梯队，日以继夜地奔走忙碌。在与同仁的努力下，1983年，国内高校的第一个民族学系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林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直接或间接培养了200多名民族研究学者，范围覆盖了目前活跃在中国民族学界的大多数。

　　林先生从1940年代开始培养研究生，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人才培养和学科梯队建设上。据他的女儿林宗锦教授回忆：“父亲一生除了工作没有太多的个人爱好，一辈子培养学生和潜心做学问是他最大的快乐和享受。他在家的日子，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坐在书桌旁，看书、写文章、改论文，从中年一直到老年，从戴老花镜到用放大镜。常有同行或晚辈给他送来自己的新作，他非常高兴，一读起来就不肯放下；就是学生的论文，他也要一字一句的斟酌。每当有学生来拜访、一起探讨学术问题时，他总是兴高采烈，到现在我耳边还回荡着他爽朗的笑声。”

　　正所谓“教书育人70载，桃李满园春色香”。2000年先生去世，林先生遗嘱将全部积蓄捐献给四川凉山，用于支持那里的教育事业。而早在1976年，林先生和爱人就将政府补发的工资作为特殊党费全部交给了国家。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对于教育事业的无限情怀，无时无刻不感染着他的每一个学生，他的学术境界和道德风范，值得晚辈永远师法。

　　六、“把种子埋进土里”

　　2010年，是民族学界、人类学界所谓的“林耀华年”、“费孝通年”(百年诞辰)。人们在总结林先生、费先生的毕生成就时，特别强调他们在奉献祖国、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可贵贡献和高尚品质。

　　其实，人类学者、民族学者的特别之处是他们的“田野功夫”，林先生一生走遍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中国土地，长期进行田野研究的地点有福建、云南、四川、贵州、西藏等，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

　　田野工作既是浪漫的也是困难的，危险可以说处处存在。1940年代，在云南、四川期间，林先生带领不少同学一起进行实地调查， 深入当时还是“非常危险的绝地”的四川凉山进行调查。凉山调查中林先生开了介绍信，找了头人作保，在一位同学的陪伴下，步行进入凉山腹地，完成《凉山彝家》这部影响深远的人类学大作。后来的康巴藏区调查，有民族学家陈永龄(当时是林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的全程参与，根据陈先生的回忆，整个行程可谓险象环生，数次差点丧命。“四土嘉戎”的调查著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可惜这些作品由于时代的动荡，手稿在寄往出版社的途中丢失，成为永远的遗憾。邀请学生一起参加田野，一直是林先生培养学生的“秘诀”。对于林先生而言，一方面，在实地调查中，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同时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品质。1950年，林先生领导了清华、北大、燕京三所大学在内蒙古东部的呼纳盟的实地调查，陈永龄先生已经成为副领队了。参加这次调查的同学后来大多成为著名的学者，如王晓义、王辅仁、施联朱、黄淑聘、蔡美彪等等。

　　1951年，林先生带领政务院西藏科学工作队社会科学组，随同18军进入步行西藏。这次“行军般”的实地调查，比各种科学探险都要艰难，一些保留下来的当时照片清楚显示出了他们如何走在“无路”的路上。据随同的他的老学生宋蜀华、王晓义等回忆，一天林先生的马因为吃了某种毒草很快就死了，人们只好把马上的东西自己背着；还有一次，是在大雪纷飞的夜晚，他们不便打扰当地老百姓，几个人卷曲在猪圈里睡了一夜！林先生在西藏一年多，为了简便起见，他平生第一蓄起了胡子，所以就有了“林大胡子”这个雅号！这些情景，今天的人也许难以想像，以为这是小说里才有的故事。当然，林先生自己的书里也没有描述这些艰苦生活的文字，可能是他早已经习惯了作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所必须要吃的种种苦头，正如他常常说的“我是乡下人，能够吃得了各种苦”。笔者跟随林先生多年，也从来没有当面听到他提起过这样的往事。

　　1952年院系调整后，林先生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任教授兼任西藏研究室主任，他从此又开始了在那些边远而又贫穷的民族地区的种种实地调查。他自称是个“会走路的乡下人”，用足步走遍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丈量了几乎所有的民族地区。林先生70岁以后，还曾亲自带学生调查实习，其中最远的一次是到南疆。1997年，87岁高龄的他，专程回到云南，为教育部举办的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课，并考察民族园、民族博物馆等“新景观”。

　　所有这些“壮举”似乎都充分诠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真谛——“走在路上”。林先生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勤勉奋斗、成就辉煌的一生，他仅用朴素的两句话来概括：

　　“把种子埋进土里，将知识传给后辈。”

　　(作者简介：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耀华生前弟子。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大学(微博)人类学研究所，100081，信箱shypan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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