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龄，汉族，历史学家、民族学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18年11月生于北京，籍贯江苏淮阴，用毕生精力辛勤耕耘这块田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担任过《影视人类学》(英文)杂志编委，曾参加《辞海》(编委兼民族分科主编)、五种民族问题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副主编)、《民族词典》(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兼民族史分科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民族条目编审)、《当代中国的民族概貌和民族政策》和《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等的编撰工作。

　　主要著作有《民族学浅论文集》、《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合著)、《论中国民族学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合著)和《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其中，《民族学浅论文集》一书囊括了陈先生大部分的著作和学术成果。

　　陈永龄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初学新闻学，继转入社会学系就读。1941年毕业，同年考入该校研究院社会学部攻读硕士学位。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辗转至重庆。经吴文藻先生举荐，远赴新疆开拓民族学研究阵地。1942年起在新疆学院任教，1944年8月遭军阀盛世才的迫害被捕入狱。次年初，出狱回到成都，复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林耀华先生门下，兼任助教。1947年获硕士学位，次年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51年起任燕京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次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任部务秘书。1956年参与组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先后任民族志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1979年升任教授。次年，任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以后又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大学)民族学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务院颁发的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政府津贴。曾受聘担任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客座教授、印第安学院特聘讲员、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特聘讲员、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曾多次参加世界社会学会、哈佛大学伊斯兰教国际论坛、印度统计学会等国际学术会议，对中外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交流和学科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陈永龄还先后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民族学会顾问，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民族学会、人类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中央民族大学(微博)文科文献信息中心学术咨询顾问，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委员。

　　中国民族学史的第一叙事人

　　“1988年以后，民族学学科正式得到承认，进而有了迅速发展。我个人也有历经坎坷而知履平地之乐。”

　　从燕园的学术殿堂到大西北、大西南再到无数个异国异族，陈永龄先生的研究领域广阔浩瀚，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史等方面造诣深厚，尤精于中国民族学史、新疆民族史志研究和中国少数民族志研究。

　　作为亲历者，陈永龄先生长期聚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史。“我的专业是民族学，多年来，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问题与其他兄弟学科常常争论不休，也困扰自己。”他认为，争论虽多，但基于一点，即任何民族学问题的研究绝不能脱离一个民族整体的、全面的研究。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从纵向看，涉及其起源、形成、发展、迁徙、融合的过程；从横向看，则涉及其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民族学专家因时、因地、因任务、因专长的不同而对某些民族的某些方面偏重研究。民族学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综合性研究，决定了民族学学者必须虚怀若谷、耳聪目明，善采众学科之长。他与王晓义合作撰写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原载于《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一文，堪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研究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学发展最重要的论著。该文对民族学各个流派对中国的影响和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回顾，并对1949年前中国民族学的活动领域、研究范围等进行了详实介绍和开创性的讨论，他的观点后被学界多次提及和引用，并成为后辈研习中国民族学史的着力最深的经典论文。1985年，陈永龄在《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上发表文章，对民族学引入中国的历史做了详尽的追溯。1988年至1989年，陈先生为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开设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实践”课程，根据先前的讲义和多年研究成果用英文编写了《中国民族学史》，这是对中国民族学史进行概括总结的第一部专论，资料翔实，论述严谨，评价中肯，尊重事实，填补了学界空白，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此外，《民族学》、《谈谈我国民族学的几个问题》、《论中国民族学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和《探索汉族民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著作都反映了陈永龄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的凝神关注和独到见解。另外，他还十分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情感问题。1979年，陈永龄做了题为“关于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战争问题——兼论历史剧与民族关系”演讲，提醒戏剧工作者在创作中能对民族内心的情感给予更多关照，使得少数民族群体健康成长，促进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他说，民族史绵延不绝，民族问题纷繁复杂，自己的一生自与民族学结缘，便循着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之路而行，有多远行多远。

　　视“田野”为生命线和动力

　　“我获益于实地调查的学风很多，虽然饱尝酸甜苦辣，但终了都是幸福的。调查使我更加理解和接近社会现实，也深感它对社会科学至关重要。”

　　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成长道路上必须经过扎实的实地调查，必须孜孜以求丰富自我、充实自我。正如陈永龄先生所坚持的，“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的生命线和动力，也是提高学术实践和社会实践极好的方法。”从平郊村的农民朋友到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从内蒙草原的蒙古族、达斡尔族到川北、甘南的藏族、大凉山的彝族；从甘肃青海的土族、东乡族、回族到广东的排瑶，再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陈先生经历了无数个丰富多彩的田野，经历了从教会学校学生到民族学家、访问学者等角色的多次转换。

　　在许多场合，陈永龄先生都曾提到自己在新疆和川北的田野经历。“在新疆和川北两地的生活和实地调查的经验，使我对民族比较文化之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是我后半生对民族学学科乐此不疲的基础。”在新疆学院当教员时，他主动接触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回、俄罗斯等各民族同学和同事，观察、了解当地民风民俗。即使身陷狱中或是遭受政治高压，他都以各种方式践行着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使命。在新疆四个月的牢狱之炼，他与民族同胞朝夕共处，更是悟到了“局内观察法”的真谛。1945年7月，陈永龄随林师耀华赴四川西北理县藏族嘉戎地区作文化生活考察。师徒二人起自成都，北去灌县沿岷江上溯，经汶川转至梭磨、桌克基等地，共行二千余里，历时六十三日，其间，经历了饥寒、病患甚至生命危险。回校后，陈永龄悉心撰写硕士论文《四川理县藏族土司制度下的社会》，迈出了学术路上坚实的第一步。文章从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家族结构、阶级区分、政治内幕、经济生活、宗教氛围等多个角度对嘉戎社会作了详尽的描述，对土司制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填补了学界的空白。

　　燕京大学由成都复校北京后，社会学系继续坚持实地调查的传统。除继续先前平郊村的调查外，系里派陈永龄主持开发新的京郊农村实地基地。1949年，陈永龄带领第一批同学进驻树村。他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参与当地土改工作，使得田野调查同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起来。1949年2月，北京新政权成立，就京郊是否进行土改问题，燕大时任校长陆志韦指定社会学系前往为金陵大学代管的京郊南苑华美庄了解情况。这是陈永龄首次做针对性的调查。他带领5名毕业班学生深入农户，顺利完成“南苑华美庄调查”报告，如实介绍了当地土改前的若干问题。报告得到了区政府的高度肯定，也为社会学系的实习课程提出了积极性的建议。

　　一路行走田野，两目关注民生。此后几十余载，陈永龄先生始终坚持以田野调查作为研究的必由之路。1950年，他作为内蒙古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民族调查组副组长，深入游牧区开展研究；1953年，他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赴甘肃、青海民族调查组组长，对甘青地区的藏族、回族、东乡族、土族和撒拉族，特别是对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拉卜楞寺和佑宁寺做了全面、细致的调查。1956年，在毛泽东“抢救落后”的指示下，由彭真同志亲自抓，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先后组织了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陈先生积极参与其中，并先后担任四川组学术秘书和青海组组长，先后赴四川、青海等地对彝族、土族、撒拉族、回族、藏族和蒙族等不同民族的族源、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民族关系、意识形态、宗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解决了不少问题，为学界推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诸多有关民族和民族史的优秀作品，如《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十九世纪以来新疆动乱的启示》、《试论社会改革前我国少数民族封建游牧部落的几个特点》、《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合作调查报告)、《青海土族政治的演变》(合编)、《青海塔尔寺情况》(合作调查报告)等。

　　1979年，国家民委组织成立“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在总结历年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成为介绍我国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权威著作。陈永龄先生担任这本重要著作的副主编，协调中国民族学界当时的主要学术骨干分工撰写，并由其最后执笔定稿。之后陆续出版了各民族历史调查专刊及通俗读物《中国少数民族常识》，为中国民族学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首过往，他将这段近十年的国内民族研究比作自己学术人生中的奠基石：过去我对社会发展史、民族史、民族志的理解比较空洞、教条，印象亦不深刻。经过多年对不同民族的实地调查，我逐渐了解到社会各发展阶段的复杂特点和各民族之间的共性与特性。学习理论、政策的同时，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些活生生的内容，感觉自己的知识库有了极大的充实。

　　与民族学的“异国情缘”

　　“研究异域民族，是每个人类学者的期待。而我，幸运地得到了上帝的恩惠。”

　　1980年，陈永龄应加拿大萨斯喀撤温省里贾纳大学之邀前去讲授《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政策》，同时开展对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访问研究。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觉醒中的加拿大印第安人》、《记加拿大“第一民族”——印第安人》、《北美印第安人心声》等介绍北美印第安人现状的文章，为中国民族学界研究异域民族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1982年，陈永龄再次接受加拿大印第安学院邀请，为其世界土著民族研究班授课，并参加了在里贾纳举行的“第一世界民族大会”。陈永龄在政治和法律圆桌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之后，他还完成了印第安人领袖、“第一世界民族大会”创始人乔治·曼纽尔《第四世界》中文版的编撰工作。

　　上世纪80年代，陈先生还多次赴美讲学访问。从西雅图到科瓦利斯，从旧金山到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州塔科玛……，所到之处，他都激起了学界思想的交锋。他与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等多个知名院所的人类学家们深入交流了研究心得，为西方学界逐渐真实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各个民族搭建了沟通的桥梁。1986年，陈永龄赴印度新德里参加由国际社会学会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他呼吁正视人类社会的病痛和危机，希望更多国家参与，共同推进不同地区建立合作，强化彼此对话，共同研究并解决社会问题。他主张学术研究突破国家界限，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关注国际最新理论的进展与研究成果，以审慎的态度加以批判性、建设性的吸收和借鉴。

　　低调做人，踏实为学

　　所谓“大师”，即达到学术跟做人皆高的境界；凡教授知识外，更是为人、修德的典范。早年深受吴文藻、林耀华、杨堃、赵承信等先生的熏陶，陈永龄自求学以来一路踏实、勤恳，走得稳健，行得从容。他十分注重知识积累，随时随地做田野笔记，多读书、广涉猎；他继承老一辈学人不怕苦、能战斗的职业精神，即使在西域身受军阀控制难得自由或是在川北深夜逢雨几乎坠崖，他都坚韧、自强，无怨无悔；他坚持真理，不畏艰险，纵然受到牵连、批判，却高举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大旗。先生的学术建树令人敬仰，他对颠簸沉浮无谓的态度更令后辈感叹。

　　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陈永龄先生忠诚热爱教育事业，对后生晚辈循循善诱，悉心培育。他教导学生扎实理论根基，注重跨学科知识的积累和思维模式的培养；他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提倡“聚焦”，主张开拓属于自己的研究阵地；他鼓励学生深入田野，在一点一滴的实践中磨练意志，检验真知。而今，桃李满天，陈先生却依旧淡然。他说，自己只是尽了为师者应尽的责任。一次，他的学生王建民在刚参加工作时曾经协助他整理出一篇有关《第四世界》的介绍文稿，因为原作是陈先生亲自操刀，又由先生过目，自然就署上了陈先生的名字，但是他执意要求删去并换上学生的名字。

　　教学科研而外，陈先生还曾经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和民族研究所的行政工作和领导职务，主持和参与了诸多国家级课题，其中的行政管理和协调工作十分繁杂。他为人谦和、办事认真的态度给协作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到陈永龄，许多认识他的人都会说：“他是一个好人！”

　　宽阔的学科视野、鲜明的学术风格、踏实的治学作风和进取的为学心态，使得陈永龄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界的一代大师。他的精神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走向理想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