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厦，福建省仙游人。1935年6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中央民族大学一级教授、学术名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部级)系统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央民族大学(微博)汉藏语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地主任、首席科学家，《汉藏语学报》主编。

　　戴庆夏教授现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国际双语学学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少数民族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语言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美国《藏缅语区语言学》(LTBA)杂志编委，《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文字应用》、《语言研究》、《语言科学》等杂志编委，吴玉璋奖金委员会评审委员等社会兼职。著有《计算机数据库及文字处理技术在少数民族语文研究中的应用》、《藏缅语族语言研究》、《汉语景颇语词典》等20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先后被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微博)、香港城市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微博)、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29所著名高校聘为兼职教授。

　　倾心学海，孜孜以求

　　戴庆厦出生在鼓浪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为了庆祝他的出生，父母给他取了一个非常应景的名字——“庆厦”。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后，戴庆厦顺利考上了中学，那时的戴庆厦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聪明好学，尤其喜欢二胡，十四岁的时候，便成了县里第一把少年二胡手，跟着县里的乐团四处演出。那时的他，曾经一度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发明家。

　　然而命运的转折永远是在不经意间出现。1952年，戴庆厦十七岁了，那时的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举。为了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文化面貌，党号召广大青年学者组建民族语文队伍，深入民族地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语言普查、研究，开展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规范等工作。已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戴庆厦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了景颇语班最小的一个成员，从此踏上探索民族语言学奥妙的征途。戴庆厦没有想到，偶然的一次选择竟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他更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他能成为世界汉藏语言研究的领军人物。

　　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和老师的热情指导、民族院校内浓郁的民族氛围都深深地感染着他，他了解到民族语文的意义，明白了学习研究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他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全新的环境，收起了好玩的天性，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专业知识。50年代初期的的景颇语教学，还没有教材，老师也没有成形的教案。他和班上的12名同学只能靠四处找资料，自主学习。进入大学后的第二年，他被派往云南，深入到景颇族聚居区学习。这期间，他学习景颇语，了解景颇族的生存环境和民族特质，为学习研究景颇语积累第一素材；他扎根于景颇人群中，与勤劳善良的景颇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古朴的民族。回校后的三年，凭着对民族语文的无限热情，戴庆厦已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景颇话，形成了自己的景颇语研究方法，民族语文研究的第一步，就这样顺利地跨过去了。正是那样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锻炼了他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这对他以后的教学研究起着深刻的影响。

　　大学四年，戴庆厦从一个懵懂青年成长为有明确奋斗目标的热血好男儿。国家优厚的民族政策待遇，让他深深体会到国家对人才的珍爱，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爱，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一份心力。在大学里，他在刻苦学习景颇语之余，还积极自学汉藏语系的其他分支语言，了解民族语言的整体状况。这为他后来研究民族语文奠定了专业知识基础。

　　后来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他说：“学习语言，需要一点天份，但是仅仅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甘于寂寞，终其一生勤勉以对。”这个早慧的大师，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在民族语文研究的前沿，默默然，却闪耀着可以穿透世人的光芒。

　　潜心研究，硕果累累

　　大学期间，由于刻苦努力，戴庆厦被评为优等生。1956年毕业以后，顺利地被安排留校任教。然而，站在讲台上的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深处祖国大西南腹地的少数民族。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1956年夏，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前往云南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帮助少数民族，主要是景颇族和哈尼族，创制、推行民族文字。这一去，就是四年。

　　在这四年期间，他带领调查队的成员，与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辞辛劳，跑遍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山山寨寨，深入调查研究景颇族和哈尼族的民族语言，创制了哈尼文，并结合双语教学方法，进行扫盲工作，在哈尼族中广泛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哈尼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哈尼人亲切的看作“我们的哈尼人”。四年下来，他认识到了实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养成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习惯，收集到了大量的民族语言原始语料，积累了丰富的民族语言研究经验。随后，他几十年如一日，醉心于民族语言研究，编纂景颇语词典、语法书、教科书，培养了大批的民族语言研究人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他深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不仅要面临民族语言结构的表层，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它背后的社会特点、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要真正研究透彻一种民族语言，必须了解这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与这个民族在语言上、心理上沟通。从云南回来后，每隔一两年，他都要去民族地区调查新语言。五十年来，他亲自调查研究了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掌握了大量国内外鲜见的语料，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综合研究。

　　戴庆厦是一个求知欲旺盛，永远不知道停歇的人。对民族语文，他投入了不倦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在大学期间，为了学好专业知识，他坚持每天学习到熄灯才上床睡觉。在云南调查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永远堆满了书籍，白天出去调查，晚上回来还要看书学习到深夜。文革时期，虽然民族语文研究遭到破坏，但是他仍然坚持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的专业素养。几十年来，为了一心一意的学习民族语文，他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在他的概念里，没有休息日的说法，无怨无悔。

　　不倦的付出，使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五十余年里，主要从事汉藏语言研究的戴庆厦，先后出版了27部专著(有的是合著)，如1983年编著出版的景颇语和汉语对照的第一部词典——《汉景词典》、《景汉词典》，1992年编著出版的《藏缅语族语言研究》，近期编著出版的《仙仁土家语研究》等，2部获国家级奖，5部获部委级奖，发表了280余篇专业论文。

　　此外，他还多次赴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进行学术访问或讲学。

　　广泛的社会认同度背后饱含着无数艰辛，也正是这些，见证了他一步一步走向民族语言学大师巅峰之路的全过程。

　　如今的他，被誉为“民族语言学界的领头人”。他撑起的是民族语文的一方广阔天空！

　　面对自己的成功，戴庆夏这样说：“能够在民族语文领域做出一点成绩，得益于年轻时能够很快就爱上自己的专业，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并且一直坚持不懈，肯在专业上下苦功夫。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在确定自己从事什么事业之后，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而不能左顾右盼，这山望着那山高，看到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这样摇摆不定，一辈子能够晃悠几次呢？”

　　醉心讲台，桃李满园

　　1960年春天，从云南调研回来后，戴庆厦便正式开始了长达47年的任教生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多年来，他坚持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相长，积极把科研成果于第一时间带进课堂。他的课堂，永远是站在学科前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丰盛，可操作性强，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拜在他的门下。

　　47年来，他讲授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藏缅语概论、汉藏语概论、景颇语语法、彝语支语言比较、语言调查等课程。他的学生，不仅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还有外国高级进修生，他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语言学科继承人和开拓者。

　　作为师者，戴庆厦老师不仅是知识渊博的，还是严格的。这种严格，来源于对民族语言的深切热爱。他的严格，不仅体现在他对自己的要求上，还体现在对学生的要求上。后来他的开门弟子刘菊黄和傅爱兰在回忆戴老师的严格治学时说：“老师自己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大到理论的阐释、方法的训练、语料的准确，小到论文写作中的依据表述、甚至一个标点，都不肯有半点马虎……”

　　由于工作认真负责，表现优异， 戴庆夏于1984年被提升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系系主任，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院长。集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于一身的他，没有因此打乱前进的脚步。面对繁重的工作量，他更加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紧抓科研不放，把工作安排的有条不紊。

　　执教近五十年来，戴庆夏老师每一年都超时超额教学，最多的时候每年的授课课时多达400个，培养出了数百个民族语言学子。他很愿意与学生在一起，与学生接触，可以深切感受青年人的青春活力，获取新的灵感和视角。戴庆夏经常带领学生深入民族地区调研，让学生广泛的参与到自己的研究课题中来，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他今年刚出版的《仙仁土家语研究》就是与自己的博士生一起写的。

　　如今，他教授过的学生已经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为民族语言事业的发展做着不同程度的贡献，很多学生已经成长为民族语文研究的新兴力量。桃李满天下的戴庆厦，每当想起自己的学生时，心里是欣慰的。

　　2005年，学术界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研究会，庆祝他从事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五十年。一时间，来自大江南北的贺信如雪花般飘至他手中，鲜花、掌声如潮而至，那些来自自己学生真切的祝福，令戴庆厦陷入深深地感动之中。那些人中，有他的学生，也有已成名成家的人自愿当他的学生——所谓桃李满天下，怎么能仅仅局限于自己所教授过的那些人呢？那些没有教授过却诚心把自己当老师的人，又何尝不是那满园桃李中的桃李呢！

　　得师如此，夫复何求？而为师如此，又夫复何求？

　　痴心学术，我正年轻

　　半世纪的风雨过去了，这个昔日的青春少年如今已成了70高龄的矍铄老人，然而他的心永远是那么年轻，对民族语文研究的无限热情令他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除非特殊情况，他不允许自己迟到，无论有没有课，他都坚持每天早早的到办公室，写论文、搞研究、备课、找学生谈心……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他把办公室形容为“磁场”，一个深深吸引着他的磁场。他很少呆在家里，回家就是休息，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他喜欢呆在办公室，只有在办公室，他才能心无旁骛地做研究。

　　搞语言研究的人，是寂寞的，一个人默默地沉浸在那浩瀚如烟海的文字里，沿着自己研究的方向，执著以求，不能有一丝的动摇。如此静寂，除非亲身体会，否则无人能了解其中的艰辛。只有在成果出来，人们惊羡于他取得的成就时，似乎他的隐忍付出，才有了等价的回报。

　　然而这毕竟只是外人的猜想。其实如若心甘情愿，那也是快乐的。所谓最后的成功，那不过是对自己研究多年的成果的正确性的印证，对研究者本人来说，研究的过程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戴老师就是这样的心情。

　　对民族语言研究热情依旧的戴老师经常说，少数民族语言学，能促进民族交流，加深民族了解，增进民族感情，帮助民族发展，是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世界上语言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要把握这些变化，为解决民族工作进行理论分析，做出科学决策。

　　谈及到自己以后的人生，戴老师踌躇满志：今年要去云南做一次调查，明年去湖南调查土家语，后年……这个被所有人评价为“认真严谨、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行事低调、温文尔雅”的大师，永远是不知停歇的。现在他的精力还很旺盛，他还要继续搞研究。等到以后退休了，他就会去学习音乐，拉二胡，把曾经放下的爱好再捡起来。至于来世么，他说：“如果真的有来世，那么我仍然要选择搞民族语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