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学术氛围甚浓的燕京大学，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其中“独脚”指的便是翁独健。当时与翁独健同住一个宿舍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吴世昌教授。吴世昌一目失明，翁独健则左脚颠跋，二人都因学业出类拔萃受到教授们的赏识。著名教授邓嗣禹曾戏谑地送给他俩这幅对联，对仗工整，寓意深长，一时传为佳话。

　　身体上的残疾从来没有阻挡翁独健进取的斗志。他原名翁贤华，为了激励自己，将名字改为“翁独健”，表示自己尽管只有一只健康的脚，也有翱翔四海的凌云壮志。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翁独健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中国民族史，尤其是蒙元史的研究上，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均做出了重大贡献。翁独健是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更是我国民族史研究方面名副其实的开拓者。翁独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十分重视运用语言工具，能应用蒙古、波斯、英、法、德、俄、日等十余种语言文字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晚年注重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显示了他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发展的战略构思和炉火纯青的史学造诣。

　　学术硕果的学生时代

　　1906年11月28日，翁独健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一个叫做坑边村的贫寒的家庭中。福建是林则徐、严复、林纤的故乡，在近代史上以钟灵毓秀、人才荟萃著称，但翁独健天资并不十分聪颖，加上顽皮好动，因而入学以后，成绩平平。据他后来回忆，是他母亲的谆谆教诲，促使他下了刻苦学习的决心。母亲的道理很简单，她说“你是个残疾人，无法同别人相比，倘不发愤读书，学到本领，便很难自立于世，那时后悔就迟了。”母亲的话在他心里激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朝齑暮盐，奋发淬砺，从而学业大进。从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到融美中学、英华书院，一路领先，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在学校，他不但数理化、外文成绩出色，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行文华实并茂，洒脱自如，纚纚如贯珠，很受老师的赏识，至今还有几篇作为范文保留在融美中学里。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1928年，翁独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是名闻全国的高等学府，那里不但校园幽美，湖光塔影，而且藏书丰富，教授云集，陈垣、邓之诚、洪业等史学名家当时都在这里执教。翁独健的才华得到了老师的赏识，并被洪业破格吸收参加《道藏子目引得》等的编纂工作。洪业教授曾不无得意地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1932年，翁独健撰写的《元田制考》学士论文，内容翔实，广博好评。1935年，他撰写的《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硕士论文，考核精当，分析细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35年他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以优秀成绩获得赴美留学(微博)奖金，遂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蒙元史。他之所以选择蒙元史进行研究，完全是受了陈垣、洪业等教授的影响。翁独健后来回忆起为什么研究元史时说：“我对蒙元史研究有兴趣是从大学时开始的……19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

　　1936年夏，原来同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的邝平樟也来美国深造。两人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后来结为伉俪。邝平樟生前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为了不影响学业，我们虽然鱼雁频传，但却很少见面，既没有花前月下的缱绻缠绵，也没有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甚至为治疗颠跋，他在波士顿动大手术时，也没有让我请假陪侍。”

　　天道酬勤，1938年翁独健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用英文撰写了近十万字的《爱薛传研究》博士论文，运用中西考证对比的方法，广征博引，洋洋十万言，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推崇。同年，翁独健赴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和东方语言学院进修，受业于著名汉学家保尔·伯希和。保尔·伯希和告诉他，蒙元史是一门国际学问，研究它要懂得汉文、蒙文、波斯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拉丁文，还要掌握诸如英、法、德、俄、日等国语言。他本来己有英、法、德、俄、日等国深厚的语言功底，被保尔·伯希和这么一说，触动很大，决心沉下心来，系统研读相关国家的语言。在努力掌握语言工具的同时，他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重视对音规律和名物制度渊源等新的研究方法也很注意吸收。当时，他们天妇住在拉丁区邻近巴黎大学的一间普通公寓中。号称“花都”的巴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但他们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节省开支，经常自己动手烧饭吃。他们共同切磋，相互砥砺，在巴黎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四十多年后，当翁独健教授为参加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编委会议重抵巴黎时，曾专门造访当年的寓所，在那里抚今追昔，不由得感慨万千。

　　教书育人的教师时代

　　1939年，抗日烽烟四起，翁独健夫妇满怀报国之心从法国马赛启程归国，冒死辗转于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太平洋、好望角，终于回到了暌违四年的祖国。同年10月，在国立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

　　1940年9月，翁独健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同时着手对蒙元史的研究，成果颇丰。同年发表《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1941年发表《斡脱杂考》，1946年发表《元典章译语集解》，1948年发表《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这些论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翁独健经常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即便如此，他宁肯课余去教家馆，甚至当掉结婚戒指，也不肯去待遇优厚的伪北大任教，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翁独健学问渊博，不但以讲授蒙元史为主，并先后开了辽、金史、亚洲史、俄国史、中亚历史语言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学方法等课程。他讲授这些课程总是尽量收集新史实、新研究成果、新观点，再加上自己得自师承的要义和个人的研究心得，所以其讲授使学生大为获益。如他讲授的史学方法一课，他根据精于考证的洪业先生的传授和自己的研究心得，指导学生如何使用工具书，如何考订史籍、史料的是非真伪。

　　翁独健平时不修边幅，上课常穿西装，领带后片总比前片长出一段。每次迸教室后，总是先走到黑板的一头，把手杖立好，然后回到讲台前，拿开叼在嘴里的烟斗，猛地抬头，另一只手往后一抨浓黑的头发：“诸位……”。这一声喊，把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他那幽默诙谐的谈吐、深入浅出的阐述、形象生动的比喻，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每逢他上课时，不但教室里坐无虚席，就是走廊、窗台也都挤满了听课的学生。翁独健把历史课讲得通俗易懂。他说“历史是七何之学”，耍弄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如何、为何，还要问个然则何如。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是一位关键人物，不仅由于他前期担任教务长，后来担任代理校长，还在于他为人正直，追求进步。1942年后，他就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曾冒着风险保护过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由他亲自安排送往解放区。翁独健对向他告别的地下党学生说：“你们去解放区好好工作吧。我就是腿有残疾，行动很不方便，不然，我也去了。”北平解放前夕，学校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他立即组织护校指挥部，亲任总指挥，领导护校工作。

　　学科建设的领军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翁独健先后担任众多重要职务。建国初期担任北京政府委员兼教育局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起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后任历史系主任，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他任副所长。1961年他同吴咁、翦伯赞等历史学家发起成立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为我国民族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在中央民族学院任职期间，翁独健为筹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费尽心力。该系建成后，他亲自讲授基础课程，他认为学生学好基础课，才能得到深造。为此他又特别安排有经验的教师讲授一年级的课程。另外又聘请好些名史学家来校作学术报告，使系的教学水平大为提高。

　　这期间，翁独健还积极投身到蒙元史的研究与编纂工作中。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参加蒙、中、苏三国合写《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增设蒙元史组，请他兼任组长，主持这项工作。也从这年起，他开始负责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指导这些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他常去呼和浩特，在如何进行调研，如何进行简史简志的编写等问题上，他特别注意和大家交换意见，做出了很好的设计。他主编的《蒙古族简史》，不仅自己亲自动手撰写了部分重要章节，还通审全部书稿，使该书在资料、体例、内容、观点、文字等各方面都达到很局的水平。1957年后，“左”的思想澎湃，政治运动更为频繁，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二十年规划多受阻扰而难以执行。翁独健为此十分忧虑，总是尽量设法让规划被搁浅的项目能够落实。如《世界征服者史》、《蒙古社会制度史》、外国名著的汉译项目，都是他自己找人完成的。

　　十年动乱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痞姚文元罗织罪状，借批判《海瑞罢官》围剿吴晗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翁先生仗义执言，拍案而起，怒斥姚文元居心叵测，罗织罪名，陷害功臣，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很多同志为他的直率担心，恐怕他直言贾祸，他却临危不惧，镇静如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及发难。“文革”期间，翁独健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度被赶到河南“五七干校”打扫侧所。在那浊浪排空的日于里，他没有对前途丧失过信心。关牛棚期间，一些学者心灰意懒，情绪消沉，打算出去后将书卖掉，再也不搞学术研究了，他却对同关一室的另一位教授说：“我还有信心，我的书一本也不丢！”

　　1971年，翁独健从干校回到北京后，立即主持了二十四史《元史》的点校工作。在二十四史中，《元史》讹误之处极多，向为史学家所垢病，校勘此书难度又极大，很多学者都不敢问津。翁独健毅然领导几名中青年学者，接受了点校270万字的《元史》的任务。几年之内，他历经寒暑，做了大量钩沉发微的工作，校勘出讹误千余处，为学术界提供了目前《元史》的最好版本，对儿代典籍整理和史料研究作出不重要贡献。

　　“文革“结束后，翁独健继续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他以十分喜悦的心情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文章，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发奋工作。他带领中青年研究人员在民族关系史、各民族历史的专题研究、民族古文字研究、资料整理与所外协作的项目诸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1979年11月年已过古稀的独健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他说：“一定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为党和国家更好地工作。”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此时的翁独健虽然年逾古稀，但仍壮心不已，开始大展拳脚，在厌族史研究和组织工作中取得卓著成绩。

　　1979年，翁独健提出了全国民族史研究项日十个建议，为民族史研究勾画出可行的蓝图。同年，他赴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会议，任副主席。翁独健还担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武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他的发起、支持和推动之下，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他被推选为理事长。他在会上回顾总结了我国二百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和经验，介绍了国外蒙古史研究现状和趋向。在谈到我国今后蒙古史研究时，他特别强调应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系统整理蒙文、汉文、波斯文史料，进行专题研究，培养人才，进一步提高蒙古史的研究水平。此后他积极推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史学会、元史研究会等机构的工作，并在其申担任要职。

　　同时，翁独健仍不忘民族史研究的史料编纂工作，先后担任《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民族史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分册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辞典》主编。主持编写《蒙古族简史》，组织译校《蒙古社会制度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马可·波罗行记注释》等，编辑了《全元诗》。主编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此外，他担任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为普及历史知识做了大量工作。

　　翁独健晚年健康状况渐差，但仍在发挥余热，不但积极参加国内学术活动，而且多次出国作学术交流。他曾以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会中方理事的身份去法国巴黎参加年会；又去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去苏联参加学术讨论会。他还常常接待外国学者的来访，直到临终前数小时还约定与一外国学者会晤。1986年5月28日，翁独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逝世，享年80岁。

　　《左传》有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如此而言，翁独健可谓“不朽”，他终其一生在德、功、言这三项上均有建树。反对专制独裁，爱国爱民，大力支持学运，敢于仗义执言，这是“立德”；他全力建设民族史学科，做好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培养出一批批人才，这是“立功”；他前半生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后半生组织编译了众多学术论著，把元史研究推进到崭新的阶段，这是“立言”。翁独健把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民族史的研究，为我国学术界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哲人虽逝，风范长存。“云山苍苍，江水洪洪。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借范仲淹的这几句话略表缅怀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