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这个贺兰山下的神秘古国，曾先后与宋，辽，金鼎足而立近二百年之久。但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唯独找不到西夏史。西夏灭亡后，其历史和文明都沉淀在历史深处。稀少的文物典籍，使人们对西夏研究望而却步，学术界称西夏研究为“绝学”，西夏文字因其难以识别，更被视为“天书”。

　　1972年1月，周恩来总理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视察，见到了西夏文文献，他问道“现在懂西夏文的有几个人？”当得知只有一两位老人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决不能让它失传！”

　　为了落实总理的指示，有关方面左挑右选，终于从宁夏相中了一个合适人选，让其赴京师从于西夏文字专家罗福颐老人，这个人就是李范文。

　　大学时为西夏文字深深吸引

　　李范文1932年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地区，1952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当他在大学三年级第一次见到西夏文时，就被那笔画繁复的方块字深深吸引，在读研(微博)究生期间，他开始偷偷的学习西夏文，并萌发了先学习西夏文继而研究西夏史的志向。

　　在研究生毕业分配工作时，他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毅然提出到西夏王国的故地——宁夏去搞研究。对此，他的朋友同志不理解，他的妻子更是无法接受，一气之下，与他离了婚。

　　1960年6月，“众叛亲离”的他到了宁夏才发现除了贺兰山下沉寂的西夏王陵还挂了个“西夏”之名外，根本没有西夏研究单位。不得已，他只好落脚于宁夏大学(微博)历史系。“文革”初期，他被发配到贫困的西海固山区，接受劳动改造。

　　命运的安排给李范文开了一个大玩笑后，终于适可而止，被西海固的乡亲们誉为“种玉米能手”的他，在1972年被调回宁夏博物馆，参加宁夏王陵的发掘工作。尽管他当时属于“摘帽右派”，未被列入研究人员，只能跑跑后勤，管管伙食，但他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毕竟向久违了多年的西夏研究的梦想前进了一步，更何况，他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关注那些残砖碎瓦的发掘。

　　正是因为李范文对西夏研究如此痴迷，有关方面罔顾重用“摘帽右派”之嫌，决定派他到北京求教于罗福颐。罗福颐被他对西夏学的钟情所打动，将家里珍藏的西夏文献借给他。李范文如获至宝，因为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就夜以继日的伏案抄写。北京的夏天酷热难耐，他就在脖子上系个湿毛巾，身上穿着短裤，在闷热的房间里挥汗疾书。夜阑人静，为了不影响屋里的其他人休息，他就将桌子搬到走廊，借着微弱的灯光继续抄写。人们钦佩他的勤奋，感叹“宁夏也出了一个陈景润。”

　　立志编写《夏汉字典》

　　北京的求学经历时李范文受益匪浅，但他并不满足于自己一个人学懂西夏文，在他心中，一个宏大的目标正在悄悄酝酿。研究西夏学，必须要阅读西夏文文献，而阅读西夏文文献就必须要掌握西夏文。如果有一本完备的西夏文字典，那么阅读西夏文献就不再是如捧天书，西夏绝学的大门也就会向人们洞开，而世界上尚未正式出版过一部西夏文字典，有的学者曾经作过类似的尝试，但未能如愿，有的虽然编过西夏字典，但过于简略。因此，他立志要编写一本真正的《夏汉字典》。

　　带着这个理想，李范文又回到了宁夏，继续参加西夏王陵的发掘工作，发掘队的其他人后来都陆续回城了，只有李范文乐不思蜀，一个人留在那些秃冢残垣之间苦苦寻觅。在他的眼中那些方圆约五十公里的陵园并非一片残败荒凉的废墟，而是西夏历史的一座博物馆，西夏文化的一块聚宝盆：那陵园中的一丘一壑，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并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遥远古国的一个历史载体，潜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信息。

　　后来妻子心疼形单影只的丈夫，就让九岁的儿子在放暑假时带着四岁的弟弟倒发掘工地上陪陪父亲。入夜，狂风咆哮，帆布帐篷被刮得摇摇欲飞，野狼凄厉的嚎叫此起彼伏，小儿子吓得躲在父亲的怀中瑟瑟发抖。第二天清早，三个人的头发，耳朵，鼻孔里净是沙土，想擦拭一下，毛巾却变成了冰坨子。本打算在工地上住上几天的两个儿子，嚷嚷着要马上回家。从此他们放暑假再也不来了。

　　为学术废寝忘食

　　那时每月才供应半斤猪肉，几乎天天是白水煮面就咸菜疙瘩。使这个身高一米七七的北方大汉，因营养不良，体重仅剩五十公斤血压，高达八十，为了西夏学研究，他几乎耗尽了心力。为了给羸弱的丈夫补充营养，妻子一狠心，先后杀了家里14只正在下蛋的母鸡……

　　经过对西夏王陵先后六年的艰苦发掘和研究，李范文对3270块残碑进行了逐一考释，制作了近百公斤的三万多张卡片，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写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等一批学术专著，并完成了《夏汉字典》的初稿。

　　1980年，为了解决字典的音韵问题，李范文跋山涉水，赴四川，甘肃，调查西夏遗民后代，考察木雅语，道孚语。他记下了4000多个单词，搜索了200多个例句，千方百计的搜寻“西夏语”衍变的蛛丝马迹。

　　一1984年4月，日本西夏学者西田龙雄教授来宁夏访问，李范文骑车到宾馆与之相会。在路上不幸发生车祸，他被撞成左腿骨折。手术后，卧床半年，休息一年，而这正是他研究西夏文韵书《同音》的关键时刻，他在养伤期间坚持工作，为了防止身体下滑，他让家人将自己绑在床栏上，忍痛写作。

　　李范文做事的专注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有一次，他全神贯注于工作中，忘了自己还在锅里炖着肉，结果直到锅干肉焦，满屋烟气时才醒悟过来。一天在骑车的时候，他正在为字典的事情冥思苦想，结果失控的自行车就像脱缰的野马直奔一辆停着的汽车，他被撞得头破血流。

　　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有一句名言：“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判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是应判去编字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对于这些“折磨和痛苦”，李范文甘愿心领身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25年苦心孤诣的研究和编著，渗透着李范文和同道们心血的《夏汉字典》终于在1997年出版问世了。全书150万字，从字形，字音，字义，语法等各个方面，对6000个西夏文字惊醒了全方位的注释，并用含英两种文字释义。这是目前世界上收字最全一部西夏文字典，也是世界上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体例完备的夏汉字典，被学术界誉为打开研究西夏文献宝库的金钥匙，对于推动整个西夏学的发展，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范文对西夏学的贡献不限于此，他还撰写出了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解决了西夏学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他撰写的《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一文，让人们理解了西夏遗民的消失之谜；《西夏官印汇考》揭开了西夏官印之谜；《〈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揭开了西夏文复字注音之谜；《西夏皇裔今尚在》，揭开了西夏王胄并未被成吉思汗赶尽杀绝之谜……

　　助西夏学走向世界

　　1982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到兰州大学访问时，与被邀赴兰大的李范文交流了双方研究进展，从此打开与国外同行的联系。

　　1986年他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同年赴匈牙利参加国际乔马藏学会，发表了《中国西夏学的回顾和展望》；1996年应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之邀，携夫人前往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培养日韩中三国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共11名，并与中岛干起合著《电脑处理西夏文(杂字)研究》一书；同年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邀前往讲学，在清华大学，文化大学，中兴大学以及国立历史博物馆讲授西夏历史和语言文字；1999年12月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邀请赴日讲学，发表了《20世纪西夏学的回顾与展望》；2000年11月再次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邀请，参加西夏文输入电脑鉴定会。目前，李范文正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龚煌城教授共同主持国际合作课题《俄藏黑水城文献研究》。

　　他的不懈努力，正是为了驳倒上世纪之初有些外国学者的结论：“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外国”。他和同道们正是要以卓越的成就向世人昭示如今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西夏学在中国！”

　　他的两部专著《宋代北方放音》和《同音研究》被学术界誉为中国西夏学研究方面的“双璧”。

　　他主持的国家级课题《西夏语比较研究》约六十万字，学术界评价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集中外西夏语研究之大成，资料之丰富，无与伦比。”

　　日本西夏学专家桥本万太郎对李范文执着的治学精神敬佩不已，称赞他：“精疲力竭，犹不罢手”。

　　由于他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1984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他的名字被载入《当代中国名人录》，美国的《国际名人录》，英国的《世界名人录》，《世界精英录》。

　　对于这些荣誉，李范文都视若浮云，他现在关心的是如何攀登下一个学术高峰。目前他正组织国内西夏学专家广泛收集资料，准备编写出第二十五史——《西夏通史》。

　　回顾几十年的心路历程，功成名就的李范文在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表示

　　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两件事：一是争取早日把《西夏通史》写完，顺利出版，让西夏这一断代史得到中国史学界的广泛认同。二是要培养西夏学高级教学和研究人才，现在他已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微博)，首都师大，陕西师大等高校合作，共同培养西夏学博士生，他愿为西夏学人才的培养奉献绵薄之力。              

　　(于洁整理)

　　(资料来源：“北京高等教育丛书”《走进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微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