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40周年时，我为校庆纪念片写了一首主题歌，其中几句是：“昨天的心血已凝成闪光的记忆，昨天的操劳已筑成脚下的根基。明天的太阳更红，明天的太阳更亮。”我1953年入读民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退休，始终没有离开过民大，算是老民大人了。这几句话，是在执导该片过程中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是一个老民大人对既往的眷恋，对未来的憧憬。

　　20年过去了，即将迎来60周年校庆，这首歌又一次激荡在心里。

　　漫步楼宇林立、浓荫匝地的美丽校园，禁不住让人记起，60年以前，我们的校园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年这里多是荒野和坟茔，房子还没建完，学生就进来了。校舍不够用，有的班在教室中间挂上帷帐，前面当教室，后面当宿舍。校园空旷，林木稀疏，道路来不及修，除了几条主路，大多是施工挖出来的浮土垫道，遇上雨天，踩上去就会深陷其中。一次外宾来访，临时在泥路上铺了木板行走。不想外宾看到热情欢迎的师生，激动得走出木板拍照，一脚陷进去，脚拔出来，鞋却没有跟着出来，险些把相机也杵进泥里。

　　教学建设更为今天所难以想象。那时人才奇缺，民族专业教师尤其难觅。可是，国家急需民族工作干部和业务骨干，等不得。拿民语系来说，最早开设的藏语专业，就是为快速培养解放西藏急需的翻译人才匆匆开班的。从1952年起，短短两三年内，又陆续办起10多个民族语种专业班。这些班大多找不到现成的民族语教师，没有教材，有的语种连标写语言的符号系统也还没有设计出来，完全靠从民族地区挑选一般干部、中学生，甚至是普通农民来任教。他们虽然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却没有教学经验，调来后又没有时间培训，配上辅导员便走上课堂，边学边教。学生也是边学习边研究，待有了初步口语基础，便下到民族地区，直接向群众学。民族语专业如此，后来几年陆续开办的各系各专业，也大抵如此，情况虽各有不同，但都经历了类似的艰难创业过程。

　　那时条件艰苦，甚至简陋，但师生都有一股奋斗精神，一大批忠诚民族事业的人才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在五十年代中期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大规模调查中，民大师生几乎倾校出动，大大缓解了民族专业人才匮乏的局面。在后来几十年时间里，全国大多民族工作部门、民族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有民大当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许多人成长为优秀民族工作干部、知名学者。在一些单位，民大毕业生占到一半以上，像社科院民族所，直到80年代末之前就是如此。我就读的民语系1953级有113名学生，毕业后除几位因病滞留外，全部就职于民族教育、科研岗位和民族工作部门，超过100人直接奔赴民族地区。校庆50周年时我对当时能获知信息的103人做过统计，直至退休，80%以上始终服务于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大多数已在民族地区扎根。

　　民大这60年的发展，大体上是顺利的，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一次危机是在60年代后期。当时兴起一股侵占高校地盘之风，有人瞄准了民大。周总理知道后明确表示：“民族学院不能占。”这才使民大免遭校失人散的厄运，为后来的发展保住了人才和资源。因为有周总理的关怀，1971年，民大迎来文革后第一批学生，成为文革中最早复课的高校之一。当时举行了盛大的迎新仪式，师生盛装庆贺，被新闻制片厂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电影在蒙族地区放映时，蒙族群众看到学生身着民族服装兴高采烈的样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复课后，教师陆续回归教学岗位，教学秩序逐步建立起来。较早复课不仅稳定了教师队伍，教学经验的积累得以延续，也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缓解了文革后出现的师资和民族专业人才断档。民大后来的迅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次较早复课。

　　看到民大从无到有，一步步走到今天，成长为学科门类、培养层次齐全的重点综合大学，让人有说不出的高兴。

　　今天的民大，凝聚着几代师生的辛劳与创造。我们永远忘不了乌兰夫、刘春、宗群等历届老领导，忘不了王钟翰、林耀华、于道泉、马学良等老一代专家，他们为民大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和汗水；众多一辈子献身三尺讲台的老师，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像王辅仁教授，抱病在讲台上坚持到生命最后，才含笑告别自己的学生，令人敬佩。在庆贺建校60周年的时候，我们衷心感谢为民大发展倾心尽力的前辈，感谢所有做出奉献的人。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说过，如果我比别人站得更高，那是因为我站在前人的肩上。经过几代人的构建，我们脚下已筑就牢实的根基，完全可以期望，今天的民大人将走得更远，攀得更高。

　　“明天的太阳更红！明天的太阳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