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日前公布进入第二轮评审的院士候选人名单，由485人减至163人。此前，一些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进入有效候选人名单，引起公众质疑。第二轮名单显示，中石化党组书记、董事长，前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等央企高管没有进入。(7月4日 《新京报》)

　　公众如此在意院士的身份，一方面是基于对学术和科学家纯度的期盼，另一方面在于，国企和政府部门人员参选院士，更有插手科学捞资本的嫌疑。

　　此次最大的争议还是来自工程管理学部。此部2000年才设立，设立之前曾引起内部的反对，先后举行了三次院士大会投票，只有最后一次才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因为这个部本身的标准就不清晰，几乎可以囊括所有领域。理论上，学术上的工程管理和现实中的经营管理、行政管理是两回事，可实际操作中，都能根据需要整成一回事。从候选名单涉及的单位就可以看出，本应指向学术性的评价机制，成了企业经营管理绩效的评价机制，尽管对一些央企来说，这种绩效的取得还是建立在垄断基础上的。

　　这并不是说，有着高管和高官背景的候选人，就没有科学能力，或者说科学能力不高。他们或许此前是优秀的科学家，可一旦进入领导行列，就有了另外一套评价机制，那就是上级的考核和如何带领团队前进。相应地，诸如院士这种针对科学家的评选，就没了你的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公，但我们需要用这种不公来保证院士的纯度。这也是社会机制的一种必然选择，社会机制会做出合乎每种职业属性的激励。高官，对他工作的奖励主要表现在升迁上；高管，就是薪酬和成就感；对科学家，院士称号才是最高奖励。简言之，人生路上，属于你的都是有限的，不能样样都占据。

　　要做到这点，院士评选就必须建立起严格的利益回避制度。利益回避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关于权力运行的基本常识，没有回避就无法确保公正。从发达国家看，他们对学术管理是很严格的，要求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就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是防止大学校长动用手中的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利益。对高官高管，我们也应遵循这一逻辑。

　　科学领域的行政化已久被人诟病，我们实在没必要让院士评选再承担这样的污名。既然高官和高管从来就不缺乏相应的奖励机制，甚至这机制还给了他们不菲的回报，那就让学术回归它应有的单纯。这不会让高官和高管损失什么，但对学术进步而言，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