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大学生：在夹缝中艰难地向上

　　【背景】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廉价出租屋，聚居了越来越多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资很低的“蚁族”大学生。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大多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他们既没有被纳入城市的管理体制，也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福利；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期待机会的出现。

　　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带领的课题组调查，八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他们肩负了父母的嘱托、弟妹的希望，怀着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被困在了都市。2010年，“蚁族”月均收入仅为1903.93元。

　　【自述】

　　——2004年毕业于海口经济学院商务英语专业的傅丽君，目前在海口市一家会展公司工作。

　　“我们是一所民校，要想找个好工作很难。毕业7年，记不清这是我换的第几份工作了。我每月工资1500元左右，公司没给买社保，我也不敢计较，因为找一份工作很难。去年7月以来，海口的房租涨得厉害，我与同事租个10平方米不到的小单间，每月工资去掉房租、水电费300多元，伙食费500多元，手机话费、宽带费150多元，交通费120元，所剩无几了。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经常有人问我：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不回家？我来自江西上饶地区的一个小县城，那里没有几家企业，想吃财政饭没有关系基本不可能，工作机会比海口少得多。我回去干吗？”

　　“海南的房价这么高，买房子我是不敢奢望了。未来就盼望着能够单独租得起一间房子，大小无所谓，只要价格便宜，租期比较长。我做梦都想好好打扮一个温馨可爱的小窝。”

　　——26岁的王晓琳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小公司做策划，每月平均工资2200元。她和另一位大学生在海淀区城乡接合部合租了一间房子，两人每月分摊500元的房租。房间里只能勉强摆下两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

　　“我来自河南农村，家庭收入很低。父母能供我大学毕业已经很不容易了。原以为考上大学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毕业时才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可能还要回到村里。”

　　“我看惯了大城市的繁华，老家是不想回去了。再说，回家乡也要从头开始，父母都在农村，完全帮不上我。现在虽然处境艰难，但只要有希望，就要硬着头皮往前走。”

　　【点评】据教育部的数字，“十二五”时期大学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目前，大学生就业率为80%，不少人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这意味着“蚁族”群体将有扩大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尹韵公认为，“蚁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新时期我国底层知识青年的发展问题。停留在社会底层的大学生一旦梦想破灭，会将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归咎于整个社会，从而使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统筹解决“蚁族”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庞大的群体，孤独的个体

　　【背景】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表明：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年龄16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在城乡两端都处于边缘化状态，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显著的群体特征。

　　【自述】

　　——26岁的唐小宁，来自湖南省武冈市文坪镇的一个小山村，现在是海南农丰宝肥料有限公司有机肥车间的一名工人。

　　“我家5口人，父母、弟弟、妹妹都在深圳打工。我在父母眼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7岁就出门打工了。9年间，在深圳、东莞、佛山和海口都干过。原来觉得闯荡一番会比父母亲过得好，走了一圈才发现，除了工资比父母刚出来打工时高一些，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没有多大改变。”

　　“我的梦想是一两年内找个妹子成家。今年春节，父母让我回家相亲。家乡的女孩也大都出去打工了，春节时才见得到人，要找老婆就那10多天时间。我见了两个妹子都没结果，她们出门后心都大了，看不上我这样的人。”

　　“晚上我经常到附近的小发廊呆坐，寂寞得要命。”

　　——42岁的宫经平是湖北省随州市万店镇人，目前和丈夫、儿子都在深圳打工，一家三口住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出租屋里。21岁的儿子站在屋外不愿说话。屋里有两张床和一个桌子，桌上摆着一台旧风扇，墙上吊着一台十几寸的黑白电视机。

　　“儿子21岁了，现在还不愿意和别人交流，就喜欢上网。他职业中专毕业，原来在科技园一家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大约2000元，他觉得没前途，轻易就把工作辞了，现在还闲着没事干。老家的地都被征走了，儿子回去也没有生活来源，不知道今后该拿他怎么办。”

　　“最大的愿望是能攒几万块钱，在老家盖栋房子给儿子娶媳妇，但从一家收入情况来看，这一想法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点评】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新生代农民工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拥有的却是残缺的生活，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进城务工不再是单纯谋生，而是开始追求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实现自我价值，但边缘化使他们难以实现这一目标。虽然他们的群体庞大，但个体又是孤独而无助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又有新的特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不仅要从经济层面入手，更要重视社会政策的调整，消除制度性障碍，给予农民工平等公民权。他说：“未来要尽快让农民工市民化。如果社会不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未来也不会给社会机会。”

　　城市特困群体：渴望生活更稳定更精彩

　　【背景】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下乡返城人员、孤寡老人和病残致贫市民，在城市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城市特困群体。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介绍说，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数，约占城市人口的8%以上。

　　【自述】

　　——72岁的安徽省芜湖市市民吴养全，在芜湖小南国酒店担任门卫。

　　“政府对我们这些特困人员生活上的照顾，我是深有体会的。今年春节前夕，政府为我配租了一套住房，47.47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1.5元房租。如果在外面租房子的话，这样的房子月租要600多元钱。现在我和老伴每月可以拿到360元补助，加上门卫工作每月有850元工资，两口子够用了。在医疗上，我加入了居民医保，每个月交10元钱。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胃出血，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总共花了3800多元。结果，医保就报销了2100多元，剩下的医药费居委会又给报销了70%。”

　　“我过了70，老伴也60多岁了，现在最担心的是以后的养老问题，如果政府能帮助我们解决养老问题，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我们就感到很满意了。”

　　——40岁的严善才，家住芜湖市镜湖区北京路街道。

　　“我父母1965年下放到农村，1985年才回城。由于没文化，靠打零工为生。每月三四百元收入，还要养老母亲，一直娶不上媳妇。2008年才找了个大我10岁的寡妇，为了得到1000元的计划生育奖励，放弃了生孩子。”

　　“2009年后，生活有了很大变化，我母亲拿到了低保，每月有200多元，街道又帮我找了个搬运工的工作，每个月有700多元收入，还安排我妻子在街道设置的再就业市场摆摊，每月也有几百元收入，生活基本没有后顾之忧了。最令我兴奋的是2009年政府给我家配置了一套46.44平方米的廉租房，一个月只要70元左右房租，拿到房子钥匙时我觉得自己在做梦。”

　　“我最大的梦想是攒点钱，和爱人一起搞个小吃摊，让生活有根本的变化；还想出去旅游一趟。”

　　——51岁的李中海是下岗工人，家住芜湖戈江桥。

　　“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一年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在打零工。我最大的梦想是他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这代人也就这样过一辈子了，但我不想他的命运和我一样。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有工作，有工资，物价稳定，就能快活。”

　　【点评】迟福林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城市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对基本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对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7期/记者 周正平 王勉 张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