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遭遇问题学校 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面(图)
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哗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一般地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过早地品尝到人生的冷暖。
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基础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的民办学校一心逐利的一面被放大。在以弱势群体面目出现的办学者身后，有着大量不为人知的暗处。
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三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成了真正的弱势方，他们的利益保障仍亟须破题。
2009年冬天，北京电影学院(微博)的学生陈俊旭到北京一家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拍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幕就是学生在教室里烧书取暖。看着火舌摇曳吞没课本，镜头后面的孩子们一脸兴奋。这一幕代表了这一类孩子们的现状——贫穷、绝望和教育上的失败。
在过去十多年中，不断有教育界学者和NGO组织呼吁北京市政府承担起更多责任，但政策几经波折，进展迟缓。而在畸形的政策环境下，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同样问题缠身，久受诟病。
不论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还是学校的投资者，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一切。现在，随着新一轮关闭潮的出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话题又一次被摆上桌面。
今年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从各区来看原因各异。大兴区主要是因为4·25火灾之后对违章建筑进行整改，石景山的学校大部分是面临拆迁，海淀区腾退的四所学校中三所因为租赁合同到期，无法续约，一所位于南水北调工程蓄水池所在地，必须限期腾退……其背后是北京外来人口控制政策的延续。
再度观察这一事件，不仅仅需要老调重弹，同样需要对政府、校方、师生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解析。
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富奇迹”
一位办学者讲述学校的辛酸让人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
2011年8月17日，北京海淀区东升乡马家沟，新希望实验学校的家长在排队领分流通知书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并非一天两天。起码在十年前就有学者开始重视该领域，民间慈善力量的关注更是从未间断。
比陈俊旭早六年，笔名“肉唐僧”的专栏作家徐志戎就到这类学校考察过。当时他在一家网站工作，请了一位校长做在线访谈，校长的拳拳爱心十分感人，随后网站发起了募捐。
徐志戎的任务是把募到的钱发到学生手上。而校长则希望钱汇到学校账户上。同大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家庭式经营一样，该校管理财务的负责人就是校长的妻子，而校长本人就是学校投资人。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徐志戎坚持了他的做法。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徐志戎遇到了困难，大部分孩子随打工的父母住在窝棚里，并没有门牌号。徐志戎于是通过邮局将钱汇到学校地址，再写明转给哪个学生。
但后来他发现，校方并没有把汇款单转给学生，这些钱都逾期退了回来。他心中浮起一个疑问：“校方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一直担心一个状况：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一心逐利的民办学校是否也会像民营医院那样，演变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于是在2008年到2010年间，他带领一个调查团队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了对1000个学生的跟踪研究。研究的结论至少部分证实了他的担忧，“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民办学校落入了恶性循环。”
因为是盈利性办学，这些学校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郭宇宽调查团队还发现，一些位于学校附近的游戏机厅也由学校投资方开设。
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帮扶力量被校方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
王春华现在是北京地区慈善组织“农民之子”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在北京华奥学校当过语文老师，在工作三年期间，她发现社会给学生的捐款被校方签字冒领的情况多次出现。有一次，她班上一个学生没有领到钱，王春华向学校讨要多次，最后副校长才极不情愿地将这160元还给学生。
2009年陈俊旭在学校拍片的时候，和学校办学者有很多接触。这是一所由河南人开办的学校，父子三人家庭操办，陈俊旭习惯称呼这些人为“老板”，而不是“校长”。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完全不把教育当回事。学校接受了大量社会捐助的物资，小到乒乓球、铅笔盒，大到风扇、二手电脑，有的低价卖给别人，有的由家庭自己使用，最终都未到达学生手上。
郭宇宽则注意到一位办学者，“他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京打工子弟读书的辛酸，曾经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这一说法南方周末记者在向其他业内人士求证中获得证实。类似的创富传奇亦非孤例。
2007年，南都基金会启动“新公民学校计划”，当时准备出资200万元接管民办学校，最终应者寥寥。“因为办学有盈利空间，如果按我们的设想改造成非营利的公益学校，对投资办学者无疑是一笔损失。”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分析。
但是在拆迁议题中，学校通常在媒体上把自己塑造成弱势群体，而其追逐利益的一面往往被忽略。
师生失声
老师甚至没有行动自由，晚上出校上网都得翻墙；学生小升初平均分仅15分
8月15日，新希望实验学校门前，一位无法办理“五证”的家长躺在马路上抗议未被社会舆论注意的是，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里，校方和教师之间是简单的打工者和雇佣者的关系。王春华介绍，大部分教师和学校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则是由校方单方面持有合同。
学校和教师之间纠纷频发，“农民之子”《烛火通讯》团队积累了大量案例。石景山华奥小学的一位老师曾遭遇无故解聘，后来通过劳动仲裁，学校赔偿其两万余元。在另一起案例中，一位老师状告朝阳区东北亚学校无故解聘，法院并不受理，理由是由于该校当时没有办学许可证，主体不存在。校方则在庭上表示：“我本身是违法的”，以此为由成功脱责。
陈俊旭在长店实验小学的拍摄进行了三个月。与学校投资方进项丰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学校教师工作强度极大，工资却只有1200元，甚至低于同期北京市外来务工群体的平均工资。那里的教师行动也不是十分自由，校门的钥匙由办学者掌管，老师晚上要出去上网，都得翻墙出校。
而在校方极力压缩成本，提高利润的过程中，安全问题确实存在。陈俊旭的纪录片中就记录了该校一次锅炉爆炸，事故是校方在严冬的周末停烧锅炉，管道结冰导致。2011年8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前往已经拆除的海淀区新希望小学校舍调查时，废墟上堆满了塑料泡沫，据学生介绍，该校校舍是简易房，外面是铁皮，中间则是泡沫。有的学生甚至每天击打墙壁练拳法“一点也不疼”。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创新、育红、新希望等几所学校，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学质量均不满意。育红初一一位学生甚至对学校被取缔表示高兴，理由是老家的学校老师讲课更加生动深入，“学校关了以后我就可以回老家念书”。
在新希望小学，一个四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老师平时上课虽然很凶，可是考试时会把答案写在黑板上。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微博)介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小升初毕业成绩平均分仅为15分。
当学校遭遇搬迁等问题时，学校和师生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更大。2006年，海淀区打工子弟学生分流就是一个显例。当时该区教委把解释学生安置政策的《学生家长告知书》交给打工子弟学校，要求把告知书传递给学生家长。但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隐瞒了该信息。
民办学校校方本身诸多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北京市教委进行整治和规范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