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中秋节、教师节临近，如何给老师送礼，不少家长感到头痛，有些老师也很纠结。相比之下，香港就没有这种风气，给教师送红包、教师收红包。香港的这种风气，令内地很羡慕，但内地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香港对教师收礼，是按公务员规格治理的，在香港，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属公务员。而在内地，教师则没有这种待遇，教师工资普遍低于公务员工资，还有一批教师，因身份是“代课教师”、“临时教师”，干着和正式教师一样的活，却只拿三分之一的工资。

　　此外，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并没有依法保障教育投入，在我国内地一些地方，还出现政府带头乱收费、默许学校乱收费的情况，所谓靠山吃山。比如，前不久有新闻报道，北京的择校费已飙升到25万元，一些学校的操作就是，通知家长以捐资助学的名义把钱交到地方教育部门，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分成，学校再拿这笔钱，解决教师的福利待遇。相比这种操作，教师收家长的礼，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政府部门怎会严加治理？

　　教师在我国内地，整体而言还是一个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内部，也出现了权力分化、“特权阶层”，这就是少数优质学校的教师、在学校里拥有行政权力的教师。他们占据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于是可以拿这资源去寻租。在引起众多议论的教师节送礼事件中，真正能收到家长礼的，其实是教师中的少数，集中在好学校、城镇学校，一些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教师，还在求着孩子来上学。

　　另外，在香港的学校管理中，虽然还不像美国中小学那样，有可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监督和评价的家长委员会，直接介入学校事务，但大多学校都有家长教师会，其职责是促进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讨论共同关心的事宜，以及合力改善学生的福利。所有家长、在校教师都是家长教师会的会员，会员们会选举家长教师会的常务委员会，其中家长委员占这个委员会的半数以上。如果家长有对学校的意见，可以通过向这个委员会反映，委员会再与学校进行沟通，维护家长的权利。试想，如果有教师向学生暗示索礼，家长把这一情况反映到家长教师会，由选举产生的家长委员们，能不代表家长去向校方反映，并追究教师的责任吗？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还会担心自己不送礼，孩子会被另眼相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