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1910- )，字拱辰，河北丰润县人。

　　杨向奎(1910- )，字拱辰，河北丰润县人。1935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留在学校文学研究所短期工作。抗战时期先后在后方的甘肃师院、西北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1946年受聘至青岛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青岛解放后，改任新成立的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院至今。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11部和论文二百余篇。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杨向奎在1991年于山东聊城举办的一次有关傅斯年先生学术讨论会上有一句结语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实际上可以作为先生一辈子人生追求的总结。自少至老，始终不渝。无论从政治上和学术上看都是如此。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最早选修了顾颉刚先生开设的《尚书研究》课，开始步入了研究经学和中国先秦史、古地理学的治学道路。随后又受傅斯年先生的影响扩大了研究领域。1933年，傅先生在课堂上宣讲《夷夏东西说》，发表了夏代兴起于西方的见解，先生经钻研辨析，撰写了《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释》一文刊于1935年出刊的《禹贡》杂志1卷1期，提出了夏代兴起于东方的与傅先生针锋相对的论点，并于1936年由禹贡学会出版了《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书。顾颉刚先生在研治经学时，断言《周礼》与《左传》这两部古文经书都非先秦人的原著，而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之书。杨先生经过多方稽考，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最后以《论<左传>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的总结性宏文发表于1936年出刊的《史学集刊》第2期上，确认《周礼》与《左传》二书均非伪作。顾先生在宣讲西汉政治史时又提出五行学说也是“刘歆一派伪造出来”的理论。杨先生从1942年开始便着手研究理学，陆续撰写《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至1945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正式印行。此书基本内容是辨明五行学说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言论中已可窥见些蛛丝马迹，但完整创立五行相生、相胜学说的人乃战国后期的阴阳家邹衍，与刘歆无关。此论一出，震惊学坛，相继获得了傅斯年、董作宾等老辈学者的一致好评。自此以后迄于今日的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始终秉此宗旨从事研究：一方面，尊重传统，博极群书，以海纳百川的情怀竭力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以滋补身心，提高自己；另一方面，锐意开拓进取，勇于突破陈说，别起涂轨，自抒胸臆。一扫学界陈陈相因的萎靡不振陋习。

　　教学和科研并重，比翼齐飞

　　我国高校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以教学为主，形成教育和科研两个中心。这就昭示：高校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教学和培养后备人才，科研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教学。可是执行的结果，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其中主要由于教师的私心作祟，因此，重科研、轻教学的偏向几乎普遍存在。先生的一生则与此种不良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先生的身上，人们会察觉有一颗爱国育人和为国家尽心尽力构建人才梯队的滚烫的心，并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虽然自己积极从事科研，而且业绩辉煌，但同时又以极大的热情千方百计搞好教学和培育后备人才的工作。其办法也是多种多样，十分令人感动：第一，通过办刊物发现和培养人才。其中通过办《文史哲》发现两个小人物便是最突出的一例。第二，爱护青年，如保赤子。先生对学生不仅业务上严格要求，而且在政治和生活上也关怀备至，关键时刻勇于挺身而出，济困扶危。1947年，青岛山大发生过“6•2”事件，不少学生被逮进“特刑庭”，后来又有些学生奔赴青岛外围的解放区，这时先生竟冒着危险积极投身于对学生的营救工作，并曾多次慷慨解囊，资助学生解决生活或路费等问题。第三，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先生对学生的业务一向要求极严，但如发现青年取得了任何一点有积极意义的进步，则总是关爱有加，破例地大加表彰或鼓励。临近青岛解放时，先生给当时的中文系新生讲授《群经概论》课。有位学生写了篇《读论语札记》的作业，全稿不超过2000字，却提出了不少新论题，先生看后，大为称赞，夸奖其文章有顾颉刚之风。这种特殊的奖赏真使这位学子受宠若惊，永生难忘。90年代初，又有一位我校历史系30余岁的青年写了一篇有关宋史的稿子，向某权威学者提出了挑战。先生看到文章后，马上给我校某领导写信，询问该学子为谁，他深为山大历史系后继有人而高兴。后来还不断给该生通信，多方勉励或布置写文章，压担子。现在这位学子业已成为年轻的博导。第四，放下架子，与学生打成一片。1956年秋，先生刚刚调入历史研究所，便率领一批青年亲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做了半年的社会调查。60年代初，又亲率两批青年分赴北京明清档案馆和山东曲阜孔府文馆会，领导大力开发整理两地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宝藏。除此之外，还与学生合作著书，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科学和教学并重，比翼齐飞，乃先生无私奉献和足以师表万世的又一个重要体现。

　　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都业绩辉煌

　　纵观先生近90年的人生历程突显着一种巍巍高山、浩瀚无际的卓尔不群风貌。从古人崇尚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看，先生都业绩辉煌，交相辉映，华光四射。以立德论，先生在大学求学时代便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1936年，曾与孙以悌等发起组织以“潜社”命名的读书社，倡导读书救国，同时参加该社者尚有胡厚宣、张政烺等。青岛解放前夕，先生是当时山东大学热情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极少数进步教授之一。新中国诞生后，先生又是当时全山大唯一的一位最先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专家学者。以立功论，先生先生在行政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的岗位上， 辛勤劳作，日日夜夜，数十年如一日。尤其在事关发现和培养后备人才、系乎学术生命等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创议，如创建山大历史系并亲任主任，创办《文史哲》并亲任主编，倡议开发历史档案宝藏，号召历史工作者除文献外必须重视考古和社会调查等，都堪称金声玉振，金玉良言。其所作奉献，既有锦上添花，但更多和更可贵的是雪中送炭，温暖人心。以立言论，先生以60余年的写作时光撰著出版了专著11部和论文200余篇，总篇幅近700万言，3部合著和为人作序等杂文尚未计算在内。其专著主要书目为：《西汉经学与政治》《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续编》《道德哲学》《清儒学案新编》《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其内涵从横向看，涉及了人文和自然以及人文科学内文史哲的所有领域；从纵向看，则贯通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乃名副其实的博通经史，学贯中西的巨子。

　　年老心青 猛志常在

　　先生为学，务本务实，淹博贯通，融汇经史百家与乎西学于一炉，炉火纯青，深造阃奥。光照天人之际，创获良多，而自己却十分虚心平静，视为固然。持盈保泰，生命不息，掘进不已。先生在数十年以前便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即每天坚持晚上八九点就寝，次日晨3点起床从事研究。因此，在历史所一直流传着一段故事和佳话：有位老先生是习惯开夜车的，常常发现杨先生早上起床开始研究了，那位老先生尚未就寝。今天先生已年届九旬，仍坚持着数十年前的作息制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孜孜以求，毫无倦色，亦无任何自满自足心理。为学笃实光辉，山崇海阔。著作如林，桃李芬芳。且又能永葆学术青春，做到鞠躬尽瘁，奉献终老。无愧为时代之丰碑，学林之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