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职校上完，“学生工”小余在校上课时间仅有12个月，而在广东东莞“顶岗实习”时间倒有15个月。“实习”期间的收入、还有每年每生1500元的国家助学金，据说全部抵了“学费”。目前，该职校已有69名学生委托律师替自己维权。(9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小余最终能不能讨回她认为的 “公道”？按照律师的说法，并非易事，关键在于“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撑”。只要学校和企业统一了口径，有关部门再为学校“开脱”一下，事情就会一直拖下去，不了了之。

　　职业教育中，“以工代读”、“只工不读”、肆意侵犯学生权益的这些行为，应该管一管了。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进一步规范职业教育的办学要求。职业教育的教学和实习时间，理应有一个基本的设定。教育部门当然可以鼓励职业学校大胆创新，但这种创新应该建立在保证一定教学时间的基础之上，不能把学生一招进来就送进工厂，甚至变成为学校打工赚钱的工具。

　　其次，劳动监察部门也应该加强对企业用工的日常监管。大批未经基本培训的职校生能够顺利进入企业，根源在于学校和企业之间其实已经形成相对比较稳定的利益联盟，学校负责找人，企业则要保证学校的收益，二者共同分享这些“学生工”的剩余价值。在很多地方，这种行为甚至被包装成一种校企合作的成功“模式”，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特别是在一些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缺工严重的地方和企业，以集体形态出现的“学生工”往往成了缓解“用工难”的利器。至于“学生工”个体利益的被侵害，在那些热衷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部门和官员看来，似乎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对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而言，能够输送到发达地区务工，还往往被认为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因此，欲求破解“不明不白”的职业教育困局，一方面流入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强用工监管，切实保障“学生工”的个体权益；另一方面，流出地的地方政府也应该转变观念，长远考虑劳动力的输出、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过于短视。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思路本身没有问题，但技术工人的养成并不能采用杀鸡取卵的方式进行，更不能以侵害职校生的合法权益作为代价。毕竟，含糊的“实习”不仅不能造就大批合格的技术工人，还可能从根本上扼杀技术工人的生成机制，并错失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历史机遇。 (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