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  

　　11月16日9时40分左右，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下沟砖厂门口，一辆大翻斗运煤货车与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私自改装后超载的学生接送面包车相撞，致20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幼儿、校车司机及1名教师，另有44人受伤。

　　校车出事，在国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次比一次邪乎，这次，邪乎得不能让人原谅了。

　　我们见惯了的“校车出事”模式是这样的——一辆本来能坐20个人的校车，却强行塞进了30个、40个、50个孩子，满满当当、严严实实的，像填满沙丁鱼的罐头，像装满顾客的商场电梯。

　　这种装载方式，一旦车况有问题，孩子们连个躲的空间余地也没有了，跳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可能不会出现“肉饼”效果。这种潜在的危险，不用怎么想象，不用怎么假设，但凡有一点头脑的校长、幼儿园园长，都会想得到的，除非是装聋作哑。就在正宁“11·16”之后两天的早晨，笔者还在广播里听到两个校长的装聋作哑之言，他们学校的校车也都装满了两倍的学生，面对记者的采访，两位校长异口同声地给出了一样的理由——俺们本来有两台校车，其中一台“坏了”，送修配厂修理了。以后，再有记者采访，还有多位校长还是这个理由搪塞。

　　以笔者看，不一定是车坏了，是他们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他们的脑袋该被教委、教育局“修理修理”了。危险，并不难理解；交通法规，并不深奥。校长们这么干，无非是省点儿油钱，在这一理念支配下，有的校长敢把过期的报废车给学生坐，还敢私拆车座来改造校车。真不知道他们收了多少好处费，拿了多少回扣。其实这就是活生生的渎职、贪污，也不用拿什么“都是素质教育惹的祸”大帽子往他们头上扣。

　　如果说大帽子，是中国的素质教育演变成应试教育之后，又变本加厉成功利教育了。还有一种混蛋论调，使劲鼓吹——我们的教育要产业化。什么“产业化”，无非就是“金钱化”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就是一块遮羞布罢了。众所周知，一些东西是压根儿不能金钱化的，尤其是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公益事业，让其染指商业利益，无疑是断其前程，就等于把一个健康人的骨头钙化了，其颓势只能如倒流之江河、跑偏之裤腿。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孩子的钱好赚。这句话，首先是从校园里说出来的，校长老师们是始作俑者，然后校园院墙外的奸商们才效仿其后的。于是乎，校里校外齐发力，掏空了家长的腰包，直把亿万家长累弯了腰。中国的人多，孩子的钱赚起来自然就轻巧。按商业理论——顾客多了，自然可以降低货品的单价，实现薄利多销。在咱这儿，可不是这样，学校可不那么仁义，只见收费的花样越来越多样化了，教育成本是越来越大，家长们的负担是越来越重，而希望好像雾中花、水中月。中国的“义务教育”这句话，好有一比——就像烟盒上那句“吸烟有害健康”。听着，烟商们好像都是无比关怀大家健康的环保专家，但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抽烟抽死人是不偿命的呀。唬人的义务教育，也像唬人的“公益性医院”、“非营利医院”的名头，这些名头听着好听，但白衣之下的黑手，该多开药还多开药，该把人家弄得因病致穷还是照弄不误。

　　打着公益的旗号，是他们和我们都明确一点——有些领域的确是不应该被高度商品化的，比如我们的教育、医疗、住房(反对者叫“房地产”)。这些领域事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躲不开的，一旦这些领域被过度产业化、功利化、商品化了，价格又高得离谱，消费者就只能是砧板上的肉——等着挨宰了。而这类行业，往往在审批、认证、资质方面，又被行政权力高度垄断了，缺乏价格层面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竞争者，消费者实难从价格上和其讨价还价。再加上监管不力，消费者就只有被动的份儿了。

　　有了这种背景，正宁“11·16” 重大交通事故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就显得那么“合情合理”了。正是有了功利教育、金钱教育这把保护伞，才有了幼儿园敢把9座车挤进60多个人的胆量，才有了死20人的惨剧。

　　作为中国人，不能崇洋媚外，不能凡事举外国的例子来论证“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但面对“11·16”重大交通事故，我们只能找找他山之石来学习学习了，的确得把眼光伸向海外观摩观摩了(但不要再挤占教育经费组团去参观了)。美国“黄色校车”世界闻名，其骨架的安全性是普通车辆的40倍，油箱用的是4厘米的保护钢板，即使被撞上，也不会漏油、爆炸。其造价之高，恐怕收费到报废期也不可能收回来，而人家有的校车压根儿就是免费的。在人家那里，孩子的性命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不能被产业化的。硬件设施过硬的同时，美国校车属于政府严管行业，各州加起来共有500部校车法规保障校车的安全，对有猫腻的责任人施以刑法重典。4年前，一辆校车栽倒在明尼苏达州突然断桥的水中，但车上也只有几个孩子受了点轻微的皮肉伤，其他的毫发无损。而我们连死带伤是60多个。该是向人家美国学习的时候了，而且还得拿出心悦诚服的态度。

　　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硬件要硬，但监管也不能软。针对正宁“11·16”重大交通事故，问责，而且需要板起脸了一五一十的刑事问责，不能只是行政撤职查办。撤职查办这是必须的。只有动用法律层面的杀一儆百，问题才有转机的可能。也许，我们今天的反思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国教育现状，但有可能像孙志刚事件那样废掉一部《收容遣送法》。局部进步了，才有可能促进大局的改观。

　　在这种期待中，也拜托我们有些媒体、民间言论不要再只围绕“一个孩子到底能赔多少钱”来讨论了，因为这个角度真的不值得讨论，但不是孩子们的生命不宝贵，而是生命本不该用金钱来衡量啊——就像我们不能以单一“产业化”的角度讨论教育这个百年大计一样……